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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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gogo	2007-9-6 18:10:02 发表编辑　[编者注] 南口军纪案，时间约为1926年6月。
gogo	2007-9-6 18:10:24 发表编辑　　你说张宗昌后来被我接到北京来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杀死了，我很难过。是谁说给你听的？你搁哪儿看的这些？什么时候？胡说八道！　　张宗昌逃到日本，后来在日本不能待了，钱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么，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好好在这儿待着。那时候我也没太多钱，我一个月给他三万块钱，他那个脑袋，花钱花得冤大头似的。我说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总有一天用着你的，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打的，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打起来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东北组织游击队，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这么讲，他说南京我去不了，陈英士你晓得吗？陈英士就是他刺杀的。他说我因为这个关系，陈立夫、陈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没法子了。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好好在这待着，你规规矩矩待着，总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么，他那天走没告诉我，他是偷着跑的，跑山东去了。　　上山东去干什么呢？那时候石友三在山东，他就想沟通石友三，要在山东搞名堂。　　他走的时候，没敢搁正阳门上火车，他搁一个小车站上的火车，他怕我不让他去。他自己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他是到山东去搞不安定啊。　　这里我要说我一个秘密的事儿。　　顾少川的那个黄太太，看中了张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诉张宗昌，我说你不要乱来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个太太呵！那个太太那可真是，简直是太不要脸皮了，就找年轻的，公开的秘密了。她丈夫当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了，她说各人干各人的。　　我跟你说，我不讲是谁，我最近看书，这人写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讲你就要写。　　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俩有关系，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们两个在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着去，就这么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无名小辈啊。我后来我跟他俩公开说，他对我很好，我跟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太太的姐姐现在还在台湾呢。你怎么放纵她到这个样子？他说，她只要不闹我就算了，她愿意跟谁就跟谁，我才不管她呢。　　这位先生最近写了好大一篇文章，写我写得很确实，当年我在他家玩儿什么的。他没写我跟他太太的事。　　[编者注] 张宗昌之死，时间为1932年9月。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陈英士，即陈其美，1878—1916年，浙江湖州人，被张宗昌暗杀。陈立夫、陈果夫，系陈其美大哥之子。顾少川，即顾维钧，1888—1985年，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民国时期高级外交官。
gogo	2007-9-6 18:10:41 发表编辑　　我们在郑州是叫人家给三面包围了，晚上黑，人家上来把我们的大炮都给拉跑了。接到报告后，我担心发生更大的麻烦，马上下令说，你们别打，千万别打，一打就乱套了！让他们拉去吧，天亮咱们再说。他们就把我们的山炮给拉跑一门。结果，天亮（后）他们的总司令被我们给打死了。　　（当时）我的部下要求退却，我总是有两个伙计，郭松龄死了以后，我的伙计就是韩麟春。我向来是这样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问题，出了大问题。　　我那些部下不敢见我，就先找韩麟春，韩麟春就找我，给我气死了，他说，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们要求退却，我就问他，这是你们谁的主意？他们谁也不吱声。　　你知道我向来不发脾气的，平常一旦发脾气，他们都怕得很呐！我要稍微把脸拉下来，他们就怕我。我问他们这是谁的主意，他们就知道不好了。　　后来，有个姓应的，这个人原来是这个皖系第8师的旅长，是我们奉天人，后来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当旅长了。大家都对他挺恭敬的，因为他岁数大点。那么他就过来，他说，是我的意思。我说，真是你啊，你不要装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吗？那么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说，军团长别生气，不是他一个人，是我们大伙同意的，你要办就办我们大家，不要办他一个人。　　把我气的！我说，你们这些人呐，（如果仅仅是）咱们几个人，要跑，那我撒腿就会跑。那很简单。可是我们有这么些个军队，还有炮兵，这么些个人，随便说撤退就能退吗？假如你们真是要退，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命令：非得把这个敌人打退了以后，你们才能退！我们现在跟敌人粘着，怎么退？我们几个人跑了，行，那我们这些个军队怎么走？军队要渡过这个黄河，我们还有这些炮兵怎么渡过这黄河？　　我们那时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说，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当时，把我气得简直没话说了。那时候韩麟春他抽鸦片烟，不过，他抽鸦片烟没多大瘾，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儿抽他的鸦片，拼命抽，把我自个儿都抽糊涂了。　　我们那时候有个铁道队长，姓曹，这个人现在哪儿去了我不知道。那时候都走铁道啊，那个铁道的车呀，当年还是张宗昌在中东路时制作的，我们管它叫“铁甲车”，敌人也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拿道木啊，拿铁板挡着，中间夹上水泥，然后，搁一个炮，搁机关枪。好坏不管了。　　我们打仗时有悬赏，那个时候吴佩孚军队的指挥官姓高，叫高汝栋，这高汝栋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呢，我认得他，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当时，他是前敌的总指挥，我们就说，悬赏十万块钱，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们军队的规矩，用军队里的话说就是，喧哗无好事。你懂吗？这是《孙子兵法》上讲的。　　我早上还睡大觉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来睡觉是脱光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听外面乱嚷嚷的。头一回这样儿，我还没醒，吵嚷什么？我就赶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么。　　有人（报告）说，曹队长在外头。我说，叫他进来。进来后我就问，曹队长，你干什么？他说，我是来管军团长讨赏的，我要钱。我喝斥他说，什么事你笑嘻嘻的？他原来是给我当参谋，我当参谋长时，他当团参谋。我说，你说正经话，不要扯淡。干什么呢，怎么回事？他说，我把高汝栋给打死了。我说你别瞎扯淡，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的铁甲车，在平汉路作战，打仗的时候，铁甲车后面都是跟着好多个步兵。那天跟了两个连的步兵前进。打进来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进三出。后来，我们军队退了，把铁甲车给扔在外头了。底下人就来报告，说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们给扔在外头了。连长安慰士兵说，你不用怕，一会儿我们的火车会回来拉我们，这天还黑着呢。
gogo	2007-9-6 18:10:59 发表编辑　　天刚一亮，这铁甲车也动了。那铁甲车后头就是一个炮，俄国的炮，当年是张宗昌装的。　　哎呀，铁甲车终于移动了！可是，跑了一阵子，那里头有个连长就说，不对，方向不对，是往那边走了，不是往咱们这边走。再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铁甲车把我们的铁甲车钩上了，勾走了。　　这是敌人的铁甲车啊，那儿就是高汝栋的司令部，他看见这儿有一辆车，就给挂走了。　　我们这铁甲车里有个班长，是管这个炮的，他说，他妈的，我给他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那旁的人忙说，你打不得，你一打，咱们离这么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说，去他妈的，我不管那套！结果，使那么大劲儿，“咣”一炮，就把他们前头整个铁甲车撞残了，一车的人都死在车上。并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弹炸的，里头的人都是震死、闷死了过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来了，有的人肠子出来了，有的人腿打坏了。　　你说这军队！这一下，我们不但没退却，反而打胜了。　　我一听赶紧说，赶快下命令，赶快追击。我们就出击了，好家伙，一下子打出去几十里，把他们的总司令给打死了，把军长也给俘虏了，把师长也给俘虏了，整个打了个大胜仗。　　打仗，你不能说是运气，不能说是谁怎么地，他们都挺敢打，这就是战场。我打胜仗败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像这个事儿似的，那也没预料到呵。　　[编者注] 此事约发生在1927年3月。　　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呐。　　因为什么反对内战？我父亲后来不打仗是（因为）我，我在我父亲跟前痛哭流涕呀。我从河南回来，我到河南那叫什么阳那个地方，往陇海路那面去的火车站上，不是信阳，我们把车停在那儿。　　唉呀，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上，饿得呀可怜极了，给他钱他都不要。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就追问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么？他就说连年在这打仗，都给抓去当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　　这是在河南，我这个人一着急就说不出来人名地名，那我当时就自个儿问我自个儿：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　　回来我跟我父亲说，让我休息几天。他说你不要作战了，你休息两天吧。　　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我父亲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这打什么意思呢？这干什么呀？　　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还可以。　　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
gogo	2007-9-6 18:11:17 发表编辑　　北伐军打到河南，我退走时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北伐军前线大概是白崇禧指挥。我这封信留给谁呢？我的司令部在陇海铁路，陇海局的负责的那时候还不叫局长，是叫督办什么的，我留给他的。这封信我大致还记得，很长一封信，我说我告诉他们几个事情，我们剩下好多的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掉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大概是这样，我忘记了。第二点我说那个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来的，我把它毁了你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毁，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第三点还告诉他什么事儿。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张发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问他。　　我们俩都到了英国，郭太琦当英国公使的时候，郭太琦请客，给我们俩介绍，张发奎说你不要介绍，我们认识。他说，哎，你们俩怎么认识？他说我们俩最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数我们俩打得最凶。　　我们俩碰上了，北伐的时候在河南，张发奎说我自从北伐没碰上过这样的军队，我那个军队那天谁打的呢？就是王纪他爸爸——王树常，第十军，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树常和王树翰俩不是一家子，两个不一样，是我两个大将，一个文的、一个武的。所以我跟张发奎说笑话，说不打不交。　　我们从前不认识，就是在英国认识的，后来我跟张发奎很好呀，他还到这来过。　　我们有一天，在一个饮茶的什么地方吃饭，一个他，一个张会堂，空军的，也是我朋友。我们三个姓张的在那吃饭，过了差不多有三四个月了，我又到那儿吃饭去了，那儿的人说你们三个张将军，那两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说你这意思就是我还没死呢。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俩很好呀，真的很好。　　当时那仗可打得凶，把蒋先生从前最喜欢的一个团长给打死了，后来郝柏村告诉我，说那个家伙姓蒋呀，是蒋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团长（蒋先云）。　　我那天手底下也阵亡好几个呢，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难过，他还是国民党呢，在我手底下当团长，我也知道他是国民党，我也不管，我这个人向来不管。过去说我手底下谁是共产党，我知道谁是共产党，你要干你就干，你凭你良心。　　我们打得好凶呐，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张发奎说，我打仗我也没碰见这么样厉害的，说他是“铁军”嘛。　　打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是和你自个统治的关系、首领的关系、编制上的关系、行政的关系相联系的，个头、体格与那毫无关系。　　[编者注] 此节战事发生于1927年5月，张学良信中第三点指“我有些重伤患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王树常，1885—1960年，辽宁辽阳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发奎，1896—1980年，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柏村，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国民党高级官员。　　当然，东北军当年开始的时候（并不厉害），第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很好，良心话，训练得很好，那时候郭松龄负责训练，我训练兵（训练得）并不好。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　　怎么更坏呢？那时候我们东北军分三派了，一个是张宗昌带的，一个是李景林带的，一个是我带的。那时候东北是发奉票，我们军队是给奉票，奉票不值钱呀，我们那饷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要说我们过去失败不失败的缘由，我心里是知道的，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怎么无能为力了？我们东北军这个伙食，原来军队都是当兵的挣自己的钱，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为经常作战，作战的时候就给发粮，士兵们喜欢，愿意作战呀，但回来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东北军后来就分开了，就是粮食是粮食，饷是饷，粮食由公家发。后来东北军没办法，我们就发点粮食，我们明明知道军队里头吃这个粮食是怎么吃的，比方说这一连人，本来应该一百人，他现在剩了九十个、八十个，他还是领一百个人的粮食，那粮食那钱哪儿去？明明知道就是给他们军队上了，所以这样子慢慢地，就跟咱们军队刚到台湾一样，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来了。
gogo	2007-9-6 18:11:35 发表编辑　　开始时候没弊病，慢慢弊病出来，就把这个纪律弄坏了。后来的东北军实在就是腐败下来了，就是钱的问题、饷的问题。人家张宗昌什么的都能拿走，他们自己地方有钱；可是我们没有，还一样。他们把军队都扩充了，我带的军队没扩充。郭松龄倒戈也是跟这有一点（关系）。张宗昌出去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呀，第二次奉直战争的时候，他一个旅一扩编，差不多是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一个师就编成三个军。那么我们没有扩编，所以这郭松龄嘴不说，心里也是难过的。　　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想法。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呀。我那时候给我父亲出几个道儿，我父亲骂我，妈的，你小子要当督军，你要想起来？　　没办法！当然我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干了，把那东西扔那儿，不做了，我真想不干了！那时候韩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讲，他说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够把你的军队的事、能够把你儿子的事扔下走吗？你往哪儿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国，自个逃走了，不干了，不干这个了！　　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　　我跟鸦片第一次作战、第一次抽鸦片是因为发火了，气的。
gogo	2007-9-6 18:11:59 发表编辑　　我有一首诗，倒是想要告诉你—— 　　谒延平（王）祠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我最得意后头两句：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你看出我这诗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是在讲我自己呢。　　假如我不是这样，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请我当皇帝了，真请过我，跟我声明了，做皇帝！　　谁干的呢？就是土肥原呐。他是王道论呐。　　话儿都说明了，我就因为这个跟土肥原说崩了，我就知道东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个时候他不让我跟中央合作：你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帮你。　　我为这事情跟他火了！　　那个时候，奉天负责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说你把土肥原换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我父亲来了，就当这个东北的顾问。本来日本“二十一条”里头定的是有条约的，说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两个顾问。一定得请日本两个顾问的，那是订好的，“二十一条”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这个说请你把土肥原换掉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权呐，要不要他你没权，这是我日本政府的权呐。可把我气死了。　　我这人呐，人家都说我是怪人，说我惹事情，都是这么惹出来的。　　我说我没权啊。是，他是我的顾问，我可是没权换呐。那好，我说我有权没权，我不跟你见面，这我就有权了。　　我就告诉我那个叫陈起的传达，我说土肥原顾问随时哪个时候来，随时我都不见，你就说我不见！　　当着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着了？！我可以不见呐！我不跟你谈话，我不见你，你是我的顾问，我不见你！　　你说你让谁当顾问？他们让步了！　　这问题就大了，就是后来那个日本人被枪毙了。有一个日本军人跟我很好，这个军人不讲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军的中校，后来他就被派来当顾问。当顾问不要紧呀，我的顾问是他，我们俩处得很好呀。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被枪毙了。　　我问过日本人，日本人都说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了，日本军人呀，把他枪毙了。　　不久呀，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来当长官。哎呀，我知道这个事情糟了，我就晓得这个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他不但是没有下去，还升官了，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这么跟你说呀，这个日本人呐，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的几个人。跟我说实话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当时我的顾问，叫翟山。这个人说了句话，他说，中日冲突不但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还有些个人，我先说一个人，他叫什么，我现在在嘴边说不出来，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长官，还一个关东军的司令。这两个人都很好，很想把这个事情搞好，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了。　　那时候，因为东北的大连、旅顺条约要满了，我那个时候就想收回，那个日本强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日本有句话，那个城是用箭射回来的，你搁箭射回它去。什么意思？那个城呵，我是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搁嘴要？　　可是我就说这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在嘴边，不参考我说不上来他是谁了，我们都说得很好。我对他们说，我的主张啊，中日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将来总是一件大问题。　　当时日本那些有野心的军人，就想把中国吞并了，把中国整个灭亡了。可是这些有知识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说的那两个人。　　我对他们说，大连、旅顺名义上是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收回来，我们名义上收，大连、旅顺都是你们日本人的，只不过说主权是我们的，事实上还是你们管。我们用一种选举的办法，让地方选举，用选举的办法选举谁当权，就由谁来管理。名义上是我们中国收回，但是大连、旅顺就像成为一个公共市一样。
gogo	2007-9-6 18:12:17 发表编辑　　他们都很赞成，后来这两个人都叫日本人给弄死了。　　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的司令官呀，他有一个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死了。他跟我俩很好，我们俩，相当得好。那这个关东军的长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给弄死了，不是杀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么我再说，日本的公使，那个时候叫大使了，他叫什么，我嘴边说不出来，头一任大使，唉呀，我们俩谈得来。再有那个日本的总领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领事馆呀，差不多谈到晚上十二点，俩人谈得呀，他说我回东京去一定先把东北的问题解决，我俩谈得很好。他回去（的）时候，在旅馆里头，晚上黑呀，就死了。说他自杀了，什么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日本呀，一个国家到了这样子，不祥之兆就来了，结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毁了，哪儿能这样子办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坏人，就说那个林久治郎，他是总领事呀，我们俩好。　　我跟你说个笑话，他后来来办交涉，他说，张学良，你先别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这儿，我是奉命而来。他就说笑话，他说我把公文放这儿，你别看，别跟我犟嘴，咱俩别强抢，我放在这儿，我奉命来，我放在这儿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么答复你自个答复去，我不管。　　我就说日本人也不是都那么坏呀，他也真是没办法。他跟我讲，他说的话是真话呀，他说我们做特务的人都昏了头。我说怎么讲？他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收买，找情报贩子，什么玩意儿都收买。他说我告诉你，别的事情不说，我就告诉你，在我的总领事馆，有一个副领事是专门管这个的，你知道他经费多少钱？他的经费比我的领事馆的都多，他有十万块的特别费，他的特别费要开销他就得买（情报），他说甚至于呀，你的字纸篓里撕的字纸他都买。他说那些军人呀冲昏了（头），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什么他们都信。　　他告诉我一件事，日本给我一个勋章，是总领事给我送来的，日本方面的报纸说，我把勋章拿起来就摔地上了。　　这个总领事说，哪儿有那么回事呀，但是我们的谍报就说你摔地上了，谁给的谍报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挂起来了，这个旗呀，是我们被服厂一夜两天秘密做出来的，我们把旗发出去，所有的旗都挂出来，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讲这段事情。　　曲折？没有什么曲折，就是他们逼我们不许挂，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讲过，那个人我佩服他到万分，就是田中派来的特使——林权助。这个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来是谁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后来的皇帝的老师呀。　　哎呀，这个人可会讲极了，那他把我讲得呀，劝说我好多的话，都是那个时候的话，“不改为父三年之志，可谓孝也”什么的。　　我没给你讲过这段？我总是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模棱两可。　　到最后呀，这个人好厉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后来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觉我有一点太过于兴奋，有一点失言。　　在林权助那个事情上，我认为我失言，我自己后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点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后我请他吃饭，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他跟我父亲认识的，他说我跟你父亲的关系，又是田中派我来当的特使，奉命而来，你始终不跟我说一句落实的话，竟说这种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说我这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来到你这儿，我回去无所交待呀，我没得到你一句话呀。　　我也喝了一点酒，我本来那个时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点酒，那么稍微跟他说了一说，说到最后，我说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他很高兴，他说很好。　　我说，不过有一件事情，你没替我想到。他说哪件事情？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记了我是中国人。
gogo	2007-9-6 18:12:30 发表编辑　　他不讲话了，他不但不讲话，我去送行的时候，他带了个随员还要跟我讲，他指指他，不让他跟我讲，不让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么失言？他回去后就说，以后你们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后不要想这个人。他回去在日本公开发表了，回日本公开地讲，他说日本不要对这个人再做什么打算。所以日本就决心对付我了。我这一句话就失言，我说你没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国人可以，我是中国人呀。所以我说我失言，日本以后就开始对付我了。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呀！　　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话，我怎么责备不懂得情理？我父亲为什么死的？我先问问，为什么他们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给他们当傀儡！你要做，你就得当我的傀儡呀！明白这话？　　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说笑话，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说，你们日本人呀，不能够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说一句笑话，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别吱声，咱俩就算了，你干吗还要夸口，说他妈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觉了。我说你们日本人就爱干这种事。　　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呐！　　说大帅如果在的话，不会跟中央合作，这话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说这个事情，这话也有道理，那时候我父亲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么做，那不知道。　　我说日本人混蛋，也许那时候操纵我父亲能比操纵我容易。他们没想到我这个家伙是这样的。　　我现在九十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不论是谁，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年轻小孩。　　你知道，就连杨宇霆他也想操纵我，都想操纵我，（但）我这人不受操纵的，今天说一句话，就连蒋先生也想操纵我，我也是不受操纵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那我这人做事就这样，那时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问心无愧，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我自己。　　[编者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专列经过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时，被炸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护南京中央政府。
gogo	2007-9-6 18:12:48 发表编辑　　阎锡山这一点这个事情，好像是谁告诉我的，说那个徐永昌讲的，他说阎锡山干不过我，好像是徐永昌对谁说的。　　说干不过我，什么意思？　　我就说阎锡山这个傻瓜，“扩大会议”他偏偏要拉着我，我从来都是模棱两可的，说给我这个部长，给我那个地位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明确，我也没说反对，我也没说答应，没答应就等于反对呀，要不怎么说干政治呢，我总是模棱两可的。　　他就没想到，我在那块儿摆着那么些个军队，那我的军队一出去，你看怎么样？我在山海关摆着那么些个军队，他一点没防备这手儿啊。那我军队一出去，他不就垮了吗？然后我就打了个巧电，我打了个电报，武装调停啊。我就说他没防备这手儿，如果他要防备，他不能那么垮了，所以你说政治，干政治这个事！　　他大概量我不会怎么样，才那样做的，这就不晓得了。　　这事儿是这么开始的，阎锡山在开“扩大会议”前，他给我打了个电报，并且我的秘书长还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不满，对中央政治上不满呐。那么阎锡山就说，咱们两个人，有这个资格，我们两个人对中央政府去个电报，去个建议电报。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一样，要改革，什么事情都要改革一下。　　那我给他回个电报说，我赞成你，那你领衔吧，你拟个电报稿子。你拟，我赞成。　　等到他拟回来电报稿子，我一看，哎？他就是请蒋先生下野的，这是个什么事？！我就给他回个电报，我说，你请蒋先生下野，可咱俩说是请中央政府改革，你说请蒋先生下野，那么他下野，是你干还是我干呢？到底谁干呢？是你要干吗？我说，你要请蒋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意派我的秘书长去他那儿一趟。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说咱俩开始的时候，来往电报说是谏政中央政府，应该改革，我答应了你，而你怎么忽然变了？你怎么要蒋先生下野呢？下野干什么？后来，他告诉我的秘书长说，蒋先生不走，你没法改革。　　孙传芳跑掉干什么？杀了杨宇霆，为什么他就跑掉了？他害怕！　　他是这个样子，我讲到孙传芳了，这人呐，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不甘寂寞。他在奉天当寓公，本来是很好的。　　他有一次啊，他到我现在的太太那儿，那是我在外头的一个家，他就到那去见我。　　那个时候就是“扩大会议”要起来的时候。让他干什么呢？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那是“扩大会议”的首领啊，他们让他到江南去活动，孙当过五省总司令呵，给他一个五省的宣抚使、还是招安使这么一个角。那么，他就客气地问我的意见如何。　　但是事实上呢，他是让我帮他点忙。帮他点人，帮他点枪，他没有东西嘛，空手而去呀？意思是如此。但他就是很客气。他那时候腿上还闹点病，我就管他叫孙馨帅。　　我说你问我、征求我意见，馨帅，你混到现在，你还给阎老西当个别动队长吗？他听了就知道我反对呀，他就没吱声。等到“扩大会议”召开了，我一动作，他就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跑掉了。　　这个人，孙传芳这个人，后来我也看透了。　　阎百川那时候他就没想到我会出兵，他也没想到我干那手呀，我的军队会派出来呀。所以我说阎百川、冯玉祥他们不够，为什么，你们就想你那么样，你没看看我东北那么些个军队在你旁边待着，我要一动弹你可怎么办？他就没想到这事，他想我不会动弹，那我军队一出来他不立刻就完了吗，就垮了。　　就这样我打了“巧电”这个电报，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你明白这意思不？我这话是两说的，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的心里呀，实实在在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编者注] 1930年3月，国民党各派反蒋力量发表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8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派兵入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馨帅，即孙传芳，1885—1935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阎锡山，1883—1960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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