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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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gogo	2007-9-6 18:13:27 发表编辑　　在松花江里的鱼呀，他们讲，小的呀，都要一百两百斤，小崽儿，都要好几个人抬呀。　　我最远到过同江，我为什么到同江去呢？我到同江一路上还很有意思，很有些故事。　　我就跟那个沈鸿烈，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当时在同江，中国跟俄国起了一个冲突，在同江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冲突，因为界线划得不清，我奉命去调查这件事情，同江的名字，那个地方真正的名字叫拉河苏苏。　　我就讲这个鳇鱼，那时候我父亲在呢，有一年黑龙江省政府送我父亲一条鱼，我母亲就要看看这个鱼，这个鱼是没法让看，光把鱼脑袋给她抬过来，搁个大篓筐，两个人就抬着，就看了这么个鱼头。　　我不敢说啊，我随便这么一说呵，大概我们吃的鳇鱼肚子，就是它的肚子。东北最好吃的就是松花江的白鱼，那白鱼就跟这个鲥鱼是一个味道，但它没刺儿。　　那天谁给我讲，台湾这儿来了客人，主人一般讲究吃活鱼。我们在东北的时候，一般能吃到的也就是冻的鱼，因为那鱼出水就死了。　　我吃过一次新鲜的，怎么吃的新鲜的？就是我去调查去了，我们带着一个船，当时还带着军队，因为那儿有土匪呀。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水浅，船走不了了，就停在那儿了。晚上黑，船不能靠边，就搭了一个跳板，搭下来。　　晚上，有月亮，我就听我的兵们吵，我就说吵什么，闹什么？他们说看见河里有个鱼，挺冷的天呐，八九月间了，他们下去就去抓，把这个鱼活着给抓上来了，一条白鱼。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船上，搁白水煮煮，那好吃极了，新鲜白鱼那太好吃了。我本来不大吃腥的玩意，所以我说人呐。那个真是美味了，可惜我没有苏东坡做首诗的天分。　　现在我也很爱吃了，就是沙门，那时候在江上抓到鱼，把它扔在边上，打鱼的不要那个鱼，把它扔在河边，现在值钱了，当年没人吃。那时咱们怎么样呢？有那个人，把它捡去，拿到哈尔滨去卖给俄国人。中国人不吃。　　所以，吴铁城说过一句话，没到过东北呀，你不知道中国之大。　　你知道人家管我们东北叫什么？特别是对奉天人，就是辽宁人，叫“白帽子”，这个“白帽子”，我想大概是从旗人那里头说出来的，大概的意思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管我们叫“白帽子”？　　当年我对朝鲜人很恨，他们专门给日本人干坏事，就仗着日本势力欺负中国人。　　你们知道东北人参吗？那采人参的，可真是可怜呐，采人参的大多数都是山东人，没有我们土人。到那是冬天去采，不是夏天采，常常就死到（大山）里头，迷途呀，他要迷了途，带的吃的没有了，他就没办法，就出不来了，连冻带饿就死里头了。　　对人参我父亲是内行，他对参茸最内行了。　　他们采人参的人讲，说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没到过奉天吧？那冬天什么都看不见，那都是雪啊。　　他采的时候，说看着那个雪，一看那雪有个洞，底下一定就有。他们说挖人参不是用铁东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头来挖。冬天那很冻很冻的冰，不过在雪底下比较软一点，就一定要今天把人参挖出来，要是不挖出来，说它会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那人参都是这么大，是普通的，差不多都是这么大，一般的我想有半两到一两这么重吧，我说不出来。我们那里讲，七两是珍，八两就是宝。八两的很少，我们家有一个八两的，是人家多少年挖到这么一个回去，送给我父亲了，一直在我那个客厅里，装在一个匣子里，就整个搁那儿摆着。　　挖人参的人苦得很呐，常常就冻死在里头。　　在东北打猎，那所谓一些猎户呀，那是另外一种事情了。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猎户他们都是在吉林那边，对他们都相当怕呀。第一样，都是枪打得好，他们指望着枪活着么；还一样，打猎的人，屁股上都带着一块皮子，因为他是坐着打，他们打猎都是坐下打。换句话说，他们也在当土匪。有时候遇上猎户，就是遇到土匪了。
gogo	2007-9-6 18:13:57 发表编辑　　我当时在吉林边防军，那个东北土匪都是在那一带，所以，后来日本起来、东北抗战的时候，那时候出名的几个人，都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当年就在那儿，什么事都干的，土匪也干，什么事都干。　　我们奉天就是这样，不能说全体呀，差不多都是这样，就现在这个时候，所谓青纱帐起，晚上女人上炮台啊，男人睡觉。因为男人白天要出去，所以，女人上炮台。看外头有什么，有什么动静（没）。　　那东北的情况啊，我们东北人讲，好狗不吃家里的食儿：就是土匪不抢家里的。我们东北那儿的土匪大多都是，尤其我家那，都是搁热河来的。这晚上就来了，来袭击你了。所以晚上这女人都上炮台（看着）。　　我们讲响，什么叫响呢？这家炮台很好，晚上这女人差不多都到这家来，女人晚上上炮台，都带着枪，拿步枪，躲在炮台上，假如有什么动静，女人开枪，睡觉的男人就都起来了。所以女人都会打枪，都会放枪。
gogo	2007-9-6 18:14:16 发表编辑　　我跟俄国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扩张，就是想要把东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须跟外国人打胜一下子。　　我们本来跟俄国打仗，刚开始打胜了，俄国把他们的军队换了，换了加伦，后来他来了。那打得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编者注]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权归属问题爆发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　　我那个二弟弟（张学铭），我最不喜欢他，他总是觉得我起来得很快。我就骂我的二弟弟，我亲弟弟，他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情。　　我在这个地方发表点秘密，你们两个人都好写东西啊。这是我到现在，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一件事情，这完全是吴铁城干的。　　就是因为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我本来都有内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后来臧启芳为这件事情很不高兴，以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本来臧启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启芳都谈过了。　　这个吴铁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吴铁城有坏意，我（也）不能说他有坏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吴铁城在东北做工作啊，要拉拢他们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儿的一个朋友，是给我父亲管电报的。我那时候有个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这么样一个朋友，你知道了？那么这个胡若愚呢，是我那时候到北京在一块玩儿的朋友。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参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吴铁城就保荐他们三个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来那时候，就连主席什么都是我自个儿说了算，不但不能说是保举，简直就等于我委任一样，反正中央承认了。　　那么中央就忽然发表这事，我非常的气，就想给蒋先生打个电报，给顶回去。　　我有这个权呐，有这个力量啊。我再三考虑呀，我想我这要顶回去，他们三个没关系，吴铁城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老先生当然要火了呀，吴铁城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虑，就没顶。　　我平生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吴铁城干的事，因为我跟吴铁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么干这么一件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送我这个人情，看看我和他们都很好的，他就保举了。二一样，他也拉拢这三个，而且他们这三个人也都会点儿外头的。那吴铁城拉他们，也许就能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啊什么的，知道得多，以后好使用他们三个人。　　我为这个事情非常难过，到现在我心里头还难过。　　这事儿和张岳公没关系，那时候他不在东北，走开了。就吴铁城在东北，住在那儿，长住。张岳公这个人呐，做事儿慎重得很呐，那个人可是稳得很。这吴铁城就不稳。后来我想想，假如这件事我当初真火了，要那么一干呐，他们三个是小事，他们三个算不了什么，可是吴铁城这下子完了，吴铁城的前途就完了。　　吴铁城不是蒋先生的人，是胡汉民的。那么吴铁城也把中央这秘密的事告诉我好多，那时候我对中央的事儿不详细呵，那吴铁城告诉我谁是谁，张岳公是怎么样，谁谁怎么样，谁的背景什么样。所以我说我要（真）这么一下子，就把吴铁城送下来了。所以我就没法子了，我为这件事非常难过。　　我的部下也为这件事很误会我，人家不知道是吴铁城搞的，以为是我的意思啊。当时那主席呀什么的都是我下命令，说谁就是谁。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扩大会议”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给我了，整个儿交给我了。山西的事什么事儿都交给我了，我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就答应我怎么处置，没有说不的那个字。我连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个电话给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儿样的。换句话说，那北方整个儿就在手里。
gogo	2007-9-6 18:14:32 发表编辑　　所以，大家都要来想着几个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个市长位置，我好多个军长都惦记着呢，王树常就是我的军长嘛，第四军军长，他出任主席。那个于学忠也是我的军长，出任北京的警备司令。等到那察哈尔的都统，是我的一个旅长啊，旅长出去当察哈尔的主席。所以这个天津市的市长，好多部下都想这个位置。怎么出来（周大文）这么一个人呢？那儿谁都知道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译电员呐。　　北平的市长，我还没想是谁呢，脑子还没想呢。　　[编者注] 此事发生的时间约在1931年3月，此处的臧启芳，据张之宇女士考证，应系臧式毅之误，见《张学良探微》。吴铁城，1888—1953年，今广东中山人，国民党高级官员。张岳公，即张群，1889—1991年，字岳军，今四川成都人，国民党高级官员。　　天津原应是臧启芳出任，臧启芳原来教我念过几天书，可因为东北大学闹事情，我对臧启芳很不器重，几乎要把他们都枪决了。我这人要发脾气，说枪决人家就枪决人家。　　东北大学学生闹风潮，哪儿是学生闹风潮啊，其实是他们几个教授闹风潮。为什么呢？教授想着一件事儿，没想到手儿，他们就鼓动学生闹风潮。我凶得很呐，就到学校去。后来，我那个秘书长老爷给我下一跪，他说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儿，他说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们几个都枪决了，我没看过学生闹风潮，当教授的也鼓动学生闹风潮的。你不知道，我这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　　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们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不是运动来的，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要再闹啊，我说我有两个手段：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我告诉你们个明白,你们随便,你们自己决定；第二呀，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闹，我可派军队来啊，军队把你们包围了，我要使用武装力量。你们自个儿决定。那学生立刻就老实了，都服气了。　　当时我要把臧启芳他们四个人都枪决，我那个秘书长就给我下跪，他说，你不能啊。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不是，我知道你发脾气，你真干呐！你不要发脾气，你饶了他们吧。　　后来我把臧启芳从东北大学就调到哈尔滨当处长去了，是中东路的一个处长，很好的一个差事。　　[编者注] 臧启芳，1894—1961年，字哲先，辽宁盖平人，1930年10月曾代理天津市长，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
gogo	2007-9-6 18:14:58 发表编辑　　那会儿，中央开会，那我们无聊，尽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　　我本来是坐在前头的，后来蒋先生规定的，按岁数论，六十岁的坐头一排，我那时候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我坐在最后头，汪精卫在前面，我写打油诗：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没事尽在那儿做打油诗，会开得无聊。　　大委员小委员，中委执委常委，委实无聊。　　男干事女干事，男干事干女干事。　　那时候蒋先生有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我就写：死干硬干快干，干得有趣。　　呵呵，不说了，不说了，吓得这几位太太都不说话了，一会儿要骂了。　　开会大家没事就写个条子，你给我（传），我给你（传），委实无聊么，真的是委实无聊。　　汪精卫是这样，你听我讲这段故事，我对汪精卫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卫。　　那个时候是所谓三角同盟，总理先派的代表是孙德升，跟这个很老很老的，姓宁（宁武）的，后来当了共产党。再后来就是派汪精卫和李石曾。他们来了，我那时候还没做太高，就是招待他们。　　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从报纸上看的，因为他的行踪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轻时候我最佩服汪精卫呀！那些年轻的革命家，李烈钧、胡汉民呐这些个人。我就问他，报纸上报（道）你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　　他说真的，是我吊的，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他就告诉我说，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庆亲王可以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他说，庆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我这段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来往得很好。　　[编者注] 三角同盟，1919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卫俩闹别扭，就是一件什么事？跟汪精卫闹翻的事是怎么闹翻的？后来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就一件事情闹翻的。两个人闹得很翻。　　我在北平负责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我就简单跟你说吧，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让我们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听，说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那我一听，为什么要打？他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要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
gogo	2007-9-6 18:15:18 发表编辑　　我说这话就是主题。我这个人呐，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一着急毫不客气的，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拿我部下做交易，牺牲我部下而来换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别找我张学良。　　他说，那这是蒋先生让来的。我说蒋先生的信里说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说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么样，他军事委员会有权呐，他给我下命令发动，我就得发动。他下命令了吗？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个意见，你要我拿意见，就是你要问我了，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个意见。　　他就非常生气，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长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还有呢，这出事情是我不对。我这人不对的地方，我就说我不对。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没理他。我跟宋子文俩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兴：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俩去玩。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辞职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辞职了，打出通电来骂我。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中央党部”（事件）以后，他给我写了很长一封信，他也不客气，他说，老要张狂少要稳。他是觉得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听他的话。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我来了这么大个行政院长跟你商量，你给我碰个大钉子。　　我从来就说这句话，我从来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给我打个地盘，现在我的部下还有啊，你可以访问我部下，所以我部下现在对我还是尊敬。　　我从来没有这样，你到历史上去翻。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我在我父亲手底下是个将，让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自己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为了中央统一。　　[编者注] 张学良、汪精卫发生冲突一事，时间在1932年6月。　　中央党部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有人问我一句话，他说张先生你为什么救他，你救他干吗？我说你问我这句话，就证明你这个人呐，脑子没有。我说那是霎时间的事情，一秒钟的事情，我脑子还能想一想？　　那天那个事情非常的奇怪，我多少会点武术，我跟你说我最奇怪的就是那天，我们本来先去谒陵，那天的气氛非常奇怪，那时候蒋先生的那个警卫跟我有联络，他说你自己要小心呵，他就告诉我说今天的气氛非常紧张，他并没说有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就是那天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是这么个事情，现在说起来很可笑。我们总跟这个吴铁城啊，大家开玩笑，大家都彼此开玩笑。我们那时候年轻，在一块儿尽扯淡，尽开玩笑，在那没事等着嘛，都站在那儿。　　我是站在那个上头很高的地方，我们就开玩笑，我们说吴铁城是林森的干儿子，开他玩笑。因为吴铁城当年跟林森在九江待过。　　那天，张继他们几个老先生在前台，张继先生穿花道呢子的一套中山装，那天这个张溥泉（张继）穿着黄大呢子中山装，我们在后头几排。在后头我们就开玩笑，大伙就说，呵，这个张溥泉今天怎么这么漂亮！说你看张先生今天那么漂亮，穿上花道呢子照相了。　　大家就开着玩笑，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是谁，我就那么看着张溥泉。　　这时就要照相了，大家就等着委员长蒋先生。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出来，那天老先生并不是有意不出来，蒋先生没出来的原因，后来我们知道，他好像是因为阎锡山来大家都鼓掌，而汪精卫进来没人鼓掌，好像这么一回事。还有呢，好像他跟那个秘书长叶楚伧不知为什么，（蒋先生）他骂了几句，生气了，火了，他没出来。他在骂叶楚伧来的，也是因为汪精卫的事儿，也是因为李长浩布置得不合适，他生气了。　　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照相，那他不来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为没出来，后来惹出了好多闲误会。
gogo	2007-9-6 18:15:34 发表编辑　　那么大家等他，后来说他不出来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刚一转身要走，开枪了。　　你知道当年呐，南斯拉夫，那时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他那个王储到法国去，有一个相片呐，一开枪打，那个警察就拿刀往车上来，人家都往一块拥挤去抓那个刺客。　　咱这好，“聋子放炮仗”，懂不懂这句话？散了！聋子放炮仗，不知道炮仗响了没响。　　这一打枪，大家是“哗”都炸了，那跑的笑话多了，就别提那个了。　　我是坐山观景，关键是我在高处。我在第三层上，这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怎么回事。我一看，霎时间的事，这张继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个人，就抱那个凶手。那个凶手也不是太厉害的，厉害是拿枪打人厉害，别的他不厉害，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左轮枪，他的枪里呀，装了三个子弹，也不是四个子弹，子弹是布劳宁的子弹，你也懂得吗？打出来是一样打出来，但是没有力量呐。他大概是买不到，也许是误会了，一想那布劳宁是钢的，钢弹比铅弹有劲儿。因为布劳宁子弹不能走来复线，不能转呐。它松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个人，看得很清楚，这么抱住，那个人就拿着手枪，这么打他，他抱着他么。　　哎呀！这个张溥泉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来这个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热闹。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下去，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那最难的就是那个照电影的，还在那照电影，他应该把电影照下来的么。别的人都吓跑了，都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了。　　那时候在上海的《申报》，我忘了是怎么报（道）的了，两个人不都是北方人吗，张溥泉是河北的，我是东北的，所以他们就说是北方之强啦。　　孙凤鸣这个人好厉害。后来知道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他给孙一枪，把孙打伤了，本来他没伤啊，打他一枪，不但打他一枪，还踢他一脚，踩他一脚，所以他就不行了。　　孙凤鸣这个人，可以和荆轲刺秦齐名，可惜呀。　　他打了三枪。我跟你说，我这人好研究事情，你要我干什么，我大事小事我都研究。我太太总骂我，你什么事都研究！　　我是个军人，我从军人的角度来给你解释，他那是一个左轮枪，他这个枪里，放了三个子弹，只有三个子弹，搁的布劳宁子弹。他为什么不搁铅弹？这个人一定想，布劳宁子弹打得厉害。其实他是个大错误，因为布劳宁子弹不能经过来复线，子弹头小。　　可他这三枪，这个人的三枪打的，我给你解释，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是打在这儿，打在脸上，一枪打在背上，打在胳膊背上，一枪打在后头。汪精卫脸上挨一枪，臂上挨一枪，这个后心挨一枪。你听我给你讲啊，我给你解释，他这个人怎么打的。他开手就奔他这后心打的头一枪，这一定是他头一枪，啪，他头一枪就打着了；汪精卫一转身，他就给他一枪，就冲他的心口，冲他的背，啪，就给他一枪。这个人的枪法打得好，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呐，你知道不？你要晓得，你得要明白当时的这个情况，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还能够镇静住。你想你研究研究他的枪，头一枪他就往他的背、往心打去了，正冲他的心打去了，这汪精卫大概一扭身，所以打他背上了，他还是冲他这个地方来的。　　那汪精卫大概一回身，他第二枪就来了，就打在他这胳膊上了，都冲他这重点来的。第三枪，汪精卫一回头，他再一回头就给他脑袋上来一枪，打他脑袋上了。　　你看这个人打的，他并不是在这跟前儿的，都离得挺老远的，差不多有这么一个距离。那你就研究他这个人，沉着、稳。他没梆梆梆梆就乱放，不是那样子。所以说这个人够一个刺客。
gogo	2007-9-6 18:15:52 发表编辑　　我是个军人，可以说他打枪的时候，他拿着这个手枪，手一点没颤，打得很准，一点没有犹豫，很沉着，这是拿他这个行动来判断。　　那么把他逮到以后，问案的时候，我也过去了。他那时已经昏倒了，这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干的，打他一枪，踢他一脚。本来我们要把刺客抓住，因为这个差点没把张溥泉给打死，这个家伙过去就给孙一枪。我说你怎么回事？张溥泉都抓住他了，你还给他一枪，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当时我在报告里说我怀疑这个人，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　　那个时候，刘月衡是中医院院长，刘月衡跟他（孙）讲，你不要误会呀，他说你别怀疑我，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不是跟你过不去的，是医生，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他说死就死么。他（刘）说不是这个意思，我问问你，你死了你怎么办？家里有什么人，谁给你收尸？就要问出他点儿什么。　　这个刺客，问他话，问他家，他说我没有什么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玩意还要老婆啊？　　你姓什么？他都不说。　　他说死了你随便给我扔哪儿，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没人。那么刘月衡说，我不是骗你，问你家里有人没人不是骗你，是问你有人好收敛你的吗？他说没有，我死了你就把我扔了。　　对孙凤鸣，我佩服他有几样事，这个人真够一个凶手，够一个刺客，值得。　　谁说他来的目标是对蒋，不是想打汪精卫？这是谁说的？这个人呐，他跟我说明了，他说我专门来刺汪精卫的，跟蒋先生没关系。　　他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是王亚樵的人。他当刺客杀汪精卫的头一天，那天晚上，王亚樵把太太给他睡一宿。　　这王亚樵厉害。后来这个事情证明了，王亚樵是一个杀人的，是被他们广东人买的，真正的幕后是刘庐隐，是刘庐隐要打的，他要专门打广东人：宋子文、汪精卫、杨畅卿、杨永泰，都是广东人，这都王亚樵干的。王亚樵并没有目的要打谁，王亚樵是收了刘庐隐的钱，所以那种说法那是扯淡，那纯粹就没有关系。　　大陆有个人写我，他送我一本（书），一步一步地说（这个事），他送我一本，我根本呀就连翻都没翻，因为我一看就讨厌，本来我就看字费事，我就没看，因为现在台湾翻的本呀，台湾翻的东西乱。　　所以第一我请求你呀，假如你跟他通信的时候，你替我谢谢他。他是怎么转来的我忘记了，上面他还有签名，交给我的，怎么来的，我都……因为那个东西我连翻都没翻。我没看，当时就是那么一看，就没看到那上面有签的名，我就这么看一看，是大陆（简体）字，我就放在那儿了。现在因为你这本新翻出来了，我就看了，他那个序言呀，完了看了第二篇，我现在正看到第二，你知道我看书很费事呀，我现在差不多（要用）25倍放大镜呀。现在所以我得一个一点小字那么往下看。　　我给你讲，现在的人呐，怎么讲，我说这句也得罪你了，就总想胡写乱写，毫无根据地，总要显摆显摆我能写东西，他整个就是在说假话，根本不负这个责任。　　王亚樵这个人也是很厉害的，他让刺客头一天晚上跟他的女人睡觉。王亚樵死也是死在这个女人手里，后来到了梧州，她把他出卖了，就是这个女人。你知道他的情形？他死就死在这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和戴笠勾结打他，打他的那些人。　　实际是王亚樵拿钱，他的背后呀，背后真正的后台还是胡汉民、刘珍谨，还是他们。目标专打广东的。　　[编者注]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又称中央党部事件，时间为1935年11月1日。林森，1867—1943年，字子超，福建闽侯人，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年，字溥泉，今河北沧州人，国民党元老。王亚樵，1887—1936年，安徽合肥人，民国时期著名杀手。
gogo	2007-9-6 18:18:13 发表编辑　　汪精卫这个人，我之前还对他（印象）不错，后来他当了汉奸了。　　我倒是对这个陈璧君，觉得她了不得，那天给你讲了没？　　事情完了，把铁门关上了，大家都跑了，进去了。汪先生他受了伤了，满脸都是血，搁脸上耷拉血，在那个柱子边上，就在地上坐着。　　我最后才进来，我一进来，汪精卫的太太她出来，跟我走个碰头，差点碰着，她问，哎，张先生，你看到汪先生没有？我说汪先生那不在那里吗？她看见汪精卫她就过去了，汪精卫就哭了，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这点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这个女人啊，你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而她丈夫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那不是做假的，好像人家问我你为什么救汪？那时候我也不能细想啊？那时候她也没想啊！她骂汪精卫，她说你刚强点儿好不好？我忘记她怎么说的了，反正意思是刚强点儿。干革命的还不早晚有这么一手？干革命的早晚就是这个结果！这家伙多厉害？干革命的早晚就这个！　　你知道她跟汪精卫的关系么？　　当年他俩并不认识，都是国民党，她救汪精卫。她是一个女的国民党，并不认识，汪精卫那天要捐躯刺杀摄政王（1910年）。她就答应汪精卫，她说我给你干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她就答应他，本来两个人不认识，就搁这么，后来汪精卫就和她到一起了。　　就说这个女人也是厉害的，真正够国民党的资格。　　她坐在我前头，我不知道汪精卫怕她不，我看着都怕。　　这个张啸林，知道这个人吗？杜月笙知道吗？当然他们是帮会的人啊。　　杜月笙跟我讲，他说你到上海谁也别怕，有我杜月笙。　　他给我三个电话号码，他说假如你这家伙满街乱跑，哪天叫人把你卡住（了）啊，你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可小心王亚樵，王亚樵并不一定要和你有仇有恨，只要谁要买，给他钱他就干。他不管谁。　　你知道那个故事么？王亚樵管杜月笙要十万块钱，敲杜月笙十万块钱。我说月笙这事儿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说十万块钱是你给他的？他说是我给的。我说月笙你怕他么？他说我怕他干吗？我说你不怕他你怎么给他十万块钱？唉！他说汉卿，你可真是，不是我杜月笙低头，我十万块钱算得了什么？我给他十万块钱就拉倒了，我何必跟他找什么别扭？何况我给完以后，他就听我的话了。　　我跟杜月笙是好朋友。　　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在北方负责的时候，杜月笙找到我了，求我帮点小忙。他跟我说明白了，他说我弄点鸦片烟抽，要到北方来卖，你想法给我保镖。我说我怎么给你保镖？那我不能给你保。我说要不那么办吧，你带的什么你别说，我也不管，我派车，派我自己的座车，你太太跟你来，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你不要跟我说，你带的什么东西我不管，假如有人搜把你搜去我也不管，反正我派一个车把你接来就是了。　　我对杜月笙也是非常佩服，因为他是个人物，不能不说他是个人物。
gogo	2007-9-6 18:18:39 发表编辑　　汤玉麟为什么跟王永江闹得不好？王永江比较好战。　　王永江不是我父亲的部下，跟我父亲过去没关系，文人之中，他属辽阳派。当时我父亲的秘书长大概是袁金铠，是辽阳派的，他推荐王永江的。　　王永江相当有名，那时他当警务处处长。我这个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当师长，汤玉麟是旅长。　　按汤玉麟他们的意思，警务处长应该在军人里头（选拔）出来，那忽然出来一个文人当警务处长，他就非常反对。他们不合就是从这儿起的，闹得很凶呀。　　详细的我不清楚，他们那时候常常开会，大概在会场上闹起来的。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不太知道，反正汤反对这个事情，当时的情况不说它了。汤回去了，（一气之下）把军队也带走了，带了一团人走了。差点打起来，后来他还是回来了，回来认罪。　　汤玉麟这个人粗野得很，他外号叫“汤大虎”，糊涂的人我们叫“大虎”、“混人”，不是蛮。　　那热河就是他失守的！　　我负责东三省的时候，我最难过的事就是这一件事情，我本来打算要撤换他的，可是我不敢撤换他，为什么不敢？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了，我怕我一动他，他就投了日本人。真没办法！　　本来，我都预备好了，我在北京预备让宋哲元当热河都统，把汤玉麟换下来，可是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去做。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　　我自个说，我大错了一件事，就是杀了杨宇霆。为什么大错呢？他怕我么？他怕我！那你看呐，他怕我调他上北京，他不敢来！他不来，他明白——他怕我干掉他、杀他。　　当年，他们都不怕我，觉得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待我把杨宇霆杀掉了，他们一看，好家伙，这个孩子，这么凶！　　当年，我父亲有个部下，叫孙烈臣，知道这个人吗？那个时候，我当整理处参谋长时，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如果老帅要杀我，一定就是你要杀我、要枪决我呀！他的意思是说，去执行的人一定是我，最后是我去杀他。　　[编者注] 王永江，1872—1927年，字岷源，号铁龛，今辽宁金州人，曾任奉天省长、东北大学校长。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国民党高级将领。　　汤玉麟失守热河以后，我当然要放掉军权，我是失败呀。　　宋子文、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一起说话，蒋先生看见我，说一句话，就是：现在船上有三个人，这个船上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　　我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蒋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呀，回来我就辞职了。　　谁说我不愿意辞职呀，我这个人是扔就扔掉了，当然我不辞职他也没法子，我这个人向来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那么回事。　　宋子文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跟宋子文最好。宋子文跟蒋先生不和，为什么不和呢？这话也难说，宋子文的脾气也很坏，使唤人非常刻薄。　　蒋先生对我，实在是很不错的，要不为什么蒋先生死了我有副对联吊他呢。　　蒋先生跟我讲啊，他什么话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呀，回来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样，他说你选择，你出去以前，国内对你都不谅解呀，你选择你愿意做哪样事情，我给你两个事情。那个时候一个叫刘黑七的土匪闹得很厉害，他说，一个（是）你去打刘黑七，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　　那时候还没给我派职务呢，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自己讲良心话我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头一样就是可以到上海玩玩什么的，不想再干别的，同时我也跟蒋先生说明白了，但是蒋先生他不答应。　　这个大概一般人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蒋先生说，我不想带东北军了，所以（要是）我当了京沪卫戍司令，就不能带东北军了，我想不带兵了，不干了，那是个包袱呀，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到最后，还是缘于这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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