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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gogo
2007-9-6 18:18:56 发表 编辑

  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怪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打死了也不能领抚恤金,军令部的规定领抚恤金,都是回本乡本土的去领,那我们都回到东北去领?这事儿不讲理了吧。

  所以,我这个包袱没法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时我自己是国难家仇,这东北真是我的包袱。后来戴笠跟我讲一句话,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句话,说东北军是你的包袱,现在我们也有包袱了,也是一样的,我这些部下怎么办?

  [编者注] 日军入侵,热河失守,时间为1933年3月;3月11日,张学良发表辞职通电。

gogo
2007-9-6 18:19:15 发表 编辑

  这个端纳呵,那个杨宇霆的死也有他的关系,他告密,杨宇霆拉他告密。

  他本来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后来在北京办了一个什么玩意,他是北京的顾问。后来我到奉天去,就把他带回奉天当顾问,是我私人的顾问,并不是公家的。私人的顾问没法子给钱,我就让他办这个、办那个,给他弄两个钱儿。当年我有这么两个英国私人顾问,都是这样开支的。为什么要我私人出钱?原因是这样的,我要是政府请他们当顾问,日本人就会也有要求当顾问,那么这是我私人的顾问,我私人拿钱,就好推了。

  端纳后来写过一个东西。听说有人把它买去了,我觉得恐怕不可能。有人说是在一个外国人手里头。这个东西他买去他就要发表出来了,要卖钱呐,所以说不大可能是买去的。

  还有个人,叫什么来的,他的公司就在我嘴边我说不上来,他的公司现在还有呢。原来他这个公司在奉天的时候,大概是做进出口的这种生意,在外国买卖中国的东西这个样子,叫什么来的这个公司,我说不出来,这个人好像姓李,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编者注] 威廉·端纳,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

  我的烟瘾和我的这个大夫有关系,我犯了鸦片烟瘾,他就打一针解药。问题就在这儿,开始一天就打一针两针就行了,后来越打越多。烟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啊,难受啊!我那时候用句土话说,是活人叫死东西给管着。你要不能跟它应付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戒烟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说,不是我吹,一个人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说,烟瘾一犯,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烫得难受。那滋味呀!

  这个人是外国人,德国(裔)的美国人,名叫米勒。他给我打一种药,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中国医生,就不敢那么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胆大。我那个部下跟他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没了!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米勒是孔祥熙认识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上他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后来他用募捐的十万块在奉天建了一个小疗养院。后来,他又在汉口也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替老先生捐的这二十万块钱。这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不过,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了好多话,其中有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编者注] 戒毒一事,时间为1933年3月,张学良辞职后即飞往上海,戒毒即在此时。下面说的出国去欧洲,也是在这一年,回国时间是1934年1月。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里尼给枪决了。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吃饭,就这样。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难过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gogo
2007-9-6 18:19:32 发表 编辑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

gogo
2007-9-6 18:19:57 发表 编辑

  胡汉民没有反对我,他不是反对,他当年有误会。

  我到南京的时候,蒋先生对我非常客气,那我是国民政府的委员,我的秘书长是给了考试院长。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蒋先生,你不应该这样子,好像是拿名气给人家,你好好地,他是年青人呐,你好好地待他。

  说起来,胡汉民这人相当正派,胡汉民这人呐!

  我给你讲胡汉民这一段儿。

  我在国外回来的时候呀,经过香港,他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胡木兰,他女儿,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见他。有他,还有一个叫萧福成的。

  在那儿,他就劝我,不让我回到南京,我没答应。他说,你这时候好好玩玩,到广东、广西去玩玩,好不好?意思意思。我说,我已经跟蒋先生约好了,我一定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看一看再说。

  他跟我讲啊,他说汪精卫啊,他骂汪先生。他骂汪精卫骂得比咱们好,这老头说的话!他说当年呐,在总理面前是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他说,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头办外交,派他做这些事。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他说汪精卫习惯了,跟谁都说假话。对谁都假。他说我老待在总理面前,是什么话都敢讲,什么话都说。总理也原谅我,我什么话都说,我也说惯了。

  乱锵锵说实话,得,惹祸了,再说实话就惹祸了。他那意思就是骂蒋先生。

  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一个是汪精卫说假话,一个是我说实话,而说实话的,得罪总理呀。也就是说什么总理(都)不在乎,好听不好听的都不管,他说我说惯了,再说就说错了。很有意思。

  “四维学会”是这么回事情,那个时候我这个人的思想变得也很快,我在欧洲回来了,就主张唯一领袖。那时候的蓝衣社不是我,后来老先生答应了,让我做这个学会,就叫四维学会。

  “四维学会”里头有一部分是我的人,一部分是老先生的人。那现在还剩下谁了?邓文仪是,刘健群死了,好像还有个姓刘的,现在活(着)的,还有袁守谦,现在还在的,大概就剩他们几个了。里头最热心的有个叫什么乔,现在这个人也没有了,死掉了。

  学会后来没有多少日子就散了。

gogo
2007-9-6 18:20:22 发表 编辑

  我现在要有几点声明,你记一下,我都记住了,没写下来,就搁我脑袋记着来的,本来我想写的,我不写了,你知道我写东西非常费事。你预备好了,我这两天觉没睡好,脑筋不太清。

  第一个,说我的二伯父是当土匪被杀的,我跟你讲过这段故事吗?他不是被杀的,所谓土匪,就是因为我的二伯父去报仇去,后来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前清的规矩是怎么样,说是坐狱,他并没去坐狱,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爷,替他坐狱了,后来那个人就死在狱里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狱的,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后来就当了地方的保卫团,我们叫保卫团,是保卫团的团总。他去剿匪的时候,打仗阵亡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去了。他是阵亡的,打死的,我还看他的伤了,一枪从这打进去,从这出来。他弯着腰,自个拎着枪,那土匪拿枪打过来的。那一仗里死了三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张作孚。这是第一个声明。

  第二个声明,这个我更是要重要声明,它那上面讲呀,不过后来它也讲了一点点,讲我回到东北,有很多的为难,就说张作相跟我有竞争的意思。没这个事情,不但没有,这个地方我还要特别声明。

  我本人起来,并不是我父亲帮的,当然我父亲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说我是我父亲提起来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来的,我跟你简单说,我的提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张作相这个人对我父亲啊,比我自己对我父亲都好。我看见我父亲对他呀,有时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随便就骂呀。他都已经当师长了,随便就骂他,他也就是那么恭恭敬敬在那儿等着。

  我讲我的历史了,与别的无关呀。

  我在讲武堂呀,并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实在是那时候讲武堂里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进去以后也是很努力,因为我这人怕将,将这句话你懂不懂?怕激将,没进讲武堂以前,我父亲就说,你算了算了,你别进,你别进,别给我丢脸,你别干了一半下来,你在讲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将,也是实在话。

  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很不好,进讲武堂以后身体才好的,那么我进了讲武堂就很用功,那么我头一期头一个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个月考,我又考个第一,第三个季考的时候,我又考了第一。不过第三个月考的时候,我没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么就在学校里闹了风头了,学生就说教官是看我是大帅的少爷啊。

  某一天,我们堂上的教育长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谁?他是保皇党的,不过熙洽这个人很厉害的,他是张作相的人。张作相当团长时候,他就是张作相的团副,我们叫团副,现在叫副团长,当年叫团副,他是从日本回来的。当年那时候团副大多数都是像教练官一样,训练军队。

  这个教育长那天忽然上堂来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给我们调了,调完了就当堂出了四个题,四道题就是和步、马、炮、工有关的四种题。讲武堂是两堂,我们这个讲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个把这四个题给答上来了。那么教育长就把这个题当堂拿出来给学生看,说我绝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题呀,你看你们谁也没答对、没答全呀。

  因此,我在讲武堂就差不多露头角了、出名了,就因为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传到张作相的耳朵里去了,张作相看见我就讲了句话,是我们奉天话:有出息呀!

  我那时候年轻,才十九岁,并不顾虑一切,后来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简单地说,所以没出讲武堂,我就当团长了。那时候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是我父亲的总参议,他有这么三个职位。那这个卫队旅旅长,他就没辞掉,所以他就把这个第2卫队旅的第2团团长的任命给我了,那时我还没出学校呢。原来的这个团长,他把他调到旁的当团长去了,就让我做这个团长。

gogo
2007-9-6 18:20:36 发表 编辑

  所以我说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帅,我进讲武堂的名义,是因为我是我父亲卫队营的营长,那时候我父亲答应我的,你要好好干,我给你卫队营营长(做)。那么我在讲武堂当学生,实际上已经是卫队营长的名义,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调去的军官。

  那么我就当他的团长,实际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当他的旅长,我当时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个团长还没就任,还在学校,他那旅里头有什么事,都让人来问我。我那时候年轻,你问我,我就答应呀。参谋长出缺了,他把参谋长也调走了,副团长出缺了,你推荐个人吧,我就推荐。

  事实他就是预备我当旅长,我自己当时不知道呀,你要问我,我就说呗,旅里有事就问我。那我出来了,就任团长,就任也没几个月,他就让我给他代理旅长,他有好多缺呀,他让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给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当了旅长了。我就说是他提拔我。

  那以后,中间的我不说了,他当了吉林督军,他就保我当27师师长。

  [编者注] 此节是张氏针对某本写他的书上的不实内容,所作的声明。熙洽,1883—1950年,爱新觉罗氏,1932年曾出任伪满洲国财政总长等职。

  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实实在在是因为他,我父亲的事情,我可以担任一部分呀。

  那么在奉天、在那个大的会议场合,我跟你讲过这段没讲过?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亲死后,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军人呀、政治呀什么什么与会的人,还有地方的人物,大家开很大的大会,奉天那时候还未跟中央接触呢,开会就是决定谁来做东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领了,那当然应该是张作相。

  张作相再三在会场上说,我一讲到这,有时候我就想掉眼泪,他讲呀,他说大元帅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现在是这样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继承他的事业。他那意思,是说我父亲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让我做,我当然就做,那么现在既然是这样的遭遇,那绝对让儿子上来。所以我一说到这里,我心里就很难过。

  当着众人的面,他说汉卿,你心里不要多想,不要,我怎么样服从大元帅,我就怎样服从你。那他是我长官啊,他一直是我长官。但是他也说明白了,他说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干,我到屋子里我拎着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们奉天都讲感情,所以我很难过呀,他不但没有争,整个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来。后来大家都通过了。

  我当年是有点为难,为难什么呢?他们都是我的老前辈了,尤其他是我的长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当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征求他的意见,那有时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样,我就得为难了。他们是一种很保守的老人呀,那这个事情是有的,但是没有争这个事情,那是没有的。有顾虑当然是有的,这是一个张作相的问题。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给你讲过这事儿没有?你要知道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我在那个时候的钱,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我有五六千万家产。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九一八”以后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画都很值钱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封信,说你那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他还派来一个人,还写封信给我。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呀,我决不拿我自己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国家!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照样摆好,我自己会拿回来。可是你要不给我拿回去呀,我可给你个羞辱,别说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烧了,我就在这烧了,那时候你的脸上就不好看了,你赶快照样都拿回去。

gogo
2007-9-6 18:20:48 发表 编辑

  我的家产怎么样呢,大仓跟我家过去有关系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仓照顾的,大仓说你把家产托付给我,我给你管理。我说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敌人。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的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小子。

  我把我那个堂弟枪毙了,他跟日本人勾结。当然抓到证据呀,我没证据怎么能枪毙他?日本人给他枪,还给他招兵买马。他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乡做的,“九一八”事变了,我虽然不在东北,但我东北还有人呀,把他枪决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这个本庄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是他跟我去的,我们俩相当地好。“九一八”事变,本庄繁他把我的私人的东西装了三列火车给我送走了,写一封信,送到北平,打发个人给我写了封信。我火了就因为这封信,他说我打发来的这个人呐,是我很接近的,否则我就不会派他去了。咱俩是私人的关系,你的东西我送还给你了。

  我火就火在这儿,我说我是封疆大吏,我将疆土丢掉了,你送还我的东西,你是给我羞丑,我的东西照样给我拿回去,原来摆在哪儿你给我摆在哪儿。他自个儿想,你看我花六千块钱呐,用我私人的钱,我个人的钱给你做包裹,给你送来的。我说你呀,我原来怎么摆的你给我怎么摆,我自己会拿。你要还我,首先你要还我土地,我的土地你还给我,我是封疆大吏,你这样是羞辱我。

  他说不拿,我跟那个人说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气啊,你别说到那个时候,你给本庄繁丢脸。我就有点火了,那时候在北京的正阳门外火车站,我说我放火都烧了,我说我给你丢脸,不是要跟你作对,是给你丢脸。

  这样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卖了。所以外头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他给我拍卖出来的。都是我的东西,还有我私人的画,最要紧的是我的画,那些画差不多有几千件。那个东西呀,我看过别人有一两件,我才知道他拍卖了,不过他声明了,他给我拍卖了。那都是我的家产呐。

  我家啊,原来跟日本的大仓有来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变,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财,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我说你别客气,我跟你毫不客气,(以前)我们是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说你愿意拿你就拿,没关系。

  [编者注] 本庄繁,日本军人,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1931年8月起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自杀。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也是我的部下,这个人已经死掉了,他很可怜呐。他本来是我部下,我临出国的时候,我托付我的部下关照他,那时候他跟我当中校,我本来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说这个人是谁,吴俊升你晓得吧?是吴俊升的儿子,也是我在讲武堂的学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来,他就没有了,他不干了,不做了。我就心里很不高兴,我就说我的部下,是不是你们对他做啥了,有对不起的事情?他们说,副司令,你得当面问他自己了,我们没干啥。

  那么我到汉口的时候,我就让他来,就想问问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来的。很奇怪,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他们对你有什么?没有那你怎么就走了?他不肯说。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就说么,你跟我讲么。他跟我讲啊,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的财产都还给他了,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我说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我的门。我也告诉你,你来了我也不见你。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就因为你这么点儿钱呐?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挣)的钱、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时候,一个铜板都没有,我说当然了。死的时候十块钱他都没有,穷死了,你能想象吗?

gogo
2007-9-6 18:21:30 发表 编辑

  他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在奉天也就像这个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儿地,你别说他旁的,就是这个,就是他捐点地,这地就有两个火车站那么大。

  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

  为什么地方大,为什么?我就讲这个历史,你才能明白。

  我们那时候的大家——就是国家也有相当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爷)、蒙古人,他自己把家里的地呀,开放卖。本来那个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爷把地划出一部分,来卖。他拿一半钱,我们政府拿一半钱。那么他一卖那就是卖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几个县呐,一卖就出来两个三个新县呐,两个三个县治呀。

gogo
2007-9-6 18:22:00 发表 编辑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如果我这一生重新来过?我九十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兴许就完蛋了。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了!

  现在我自个儿想我自个儿,可以说我失败。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怎么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那我也度过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时候蒋先生差不多等于把北方势力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所以,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我自己骄傲了,我没跟人家考虑好了。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说句话,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当你面说,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虽然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虽然九十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帮谁私人忙,也不帮谁,我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忙,也不是帮谁私人的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你问我,我不能不说。

  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gogo
2007-9-6 18:22:27 发表 编辑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当时我没跟他讲,现在我可以说,他后来也真是做到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是跟周恩来见面了,我跟你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周恩来说没?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周恩来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骄了,我说我去说服蒋先生,我可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说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都是这样,不变。他说好。

  我说这样子,我跟蒋先生去说说,我这方面我负责任,你那说的话可算话,大家说话说了算。那也许我上了他们的当也不一定,这话别这么讲,但是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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