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CLQ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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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明史》
clq	2006-3-5 15:02:35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十七章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3:33 星期四) 第一节孙可望的跋扈自雄和阴谋篡位孙可望自从把永历帝迁到安龙以后，朝廷大权已经完全被他掌握。所谓永历朝廷不过是个虚有其名的空架子，仅靠一小批扈从文武官员勉强支撑门面。军国大事都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日常事务则根本不关白朝廷。如史籍所记：“时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与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①南明管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只有孙可望这位 “国主”，皇帝被置之度外。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明恢讨左将军白某（大概就是白文选）给孙可望的四件启本被清军缴获，本中白某自称臣，用了“启国主御前” 、“封进御览，以慰圣怀”之类的措辞②。1654年固原侯王尚礼在云南鸡足山金顶寺铸造大铜香炉一座，炉上镌刻的铭文虽然用了永历八年的明朝正朔，却一字不提当今皇上朱由榔，一味地吹捧孙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礼，率男广禄，原籍陕西西凉府固原卫群门所张城堡人氏。自丁亥岁躬随国主临滇，发心钦崇三宝，修严各山寺院。……仰赖佛光普照，上祈国主圣寿无疆，皇图巩固。……”①这类原始文件说明孙可望已经放任或指使亲信部将拥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了。他身边的一批文职官员也巧加迎合，乘机劝进。如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②；编修方于宣则为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③。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说：“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④于是，孙可望连这个起码的礼节也没有举行⑤。值得注意的是，连在安龙永历帝身边的权臣马吉翔也为自身富贵着想，暗中依附孙可望。他对太监庞天寿说：“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天寿颇以为然，两人同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结拜兄弟，推心置腹地说：“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①马吉翔还派人叫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可望。古其品忠于永历帝，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在心，私自报告孙可望。可望竟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毙之杖下。1652年“六月，秦王有劄谕天寿、吉翔云：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其纷嚣”②。当时在安龙永历朝廷中，马吉翔以文安侯掌戎政事，太监庞天寿提督勇卫营。永历君臣在孙可望派遣的提塘官、安龙知府和心怀异志的马吉翔、庞天寿的严密监视下，简直没有多少自由，完全变成了傀儡。孙可望的谕劄在安龙宣读后，永历朝臣大为震惊，不少人感到愤慨。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林青阳、主事胡士瑞、职方司主事张镌、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蔡�等上疏劾奏马吉翔、庞天寿“包藏祸心，称臣于秦”③。在朝廷自身的命运都操纵在孙可望手中的时候，忠于永历的官员劾奏马、庞二奸，不敢直指秦王，显然只是为朝廷稍存体面而已。一些史籍记载，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五、六月间孙可望曾经专程返回云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称帝。据说是由于选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无法举行即位大典①，实际上很可能是遇到内部阻力（如与孙可望地位相当又掌握兵权的李定国、刘文秀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以偿。孙可望图谋篡位还表现在有时连朱明朝廷的正朔也弃置不用。例如，在湖南宝庆府紫阳河有一株很大的树，孙可望观赏后封之为“树王”，树干上刻“岁癸巳秦国主”②。癸巳为1653年（永历七年）。次年八月在昆明举行了乡试，“父老相传此《题名录》刻秦甲午科字样”③。孙可望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①。这些措施固然有扫除南明朝廷用人惟贿、整肃官箴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却是帝制自为了。有的史料记载，孙可望在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②。孙可望取代朱由榔的图谋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 --- ①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二。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第八九四页。 ① 赵藩、李根源辑《鸡足山志补》卷二，拓片存云南省博物馆。 ② 《爝火录》卷二十二。 ③ 《旅滇闻见随笔》。 ④ 《残明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卷四云：“孙可望有迎驾心，屡为任僎所阻。” ⑤ 《崑山王源鲁先生遗稿》《小腆纪叙》卷下说：“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见，将图不轨 ”，云云。恐不可靠。 ① 沈佳《存信编》卷三。 ② 江之春《安龙纪事》；又见佚名《明亡述略》。《爝火录》卷二十二云：可望“以朝事尽诿吉翔及庞天寿。” ③ 江之春《安龙纪事》，见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页。 ① 《明末滇南纪略》记载颇详：“乃择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孙贼乃于四月兼程旋滇，命冯双礼守贵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令各营马步兵是日俱顶盔贯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华山摆至南门口。如是之威，自谓有不臣者即发兵擒之，密议号令如此。岂料天不从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时，大雨倾盆不住，站队兵士衣甲尽湿，街上水深尺许，丹墀内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尽湿。及晴，已过午时矣。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议论纷纷。”按，《明末滇南纪略》记载月日虽详，但系年不清楚，给人印象是永历七年事。据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甲午（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六月，秦王孙可望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可望自黔还滇，急谋僭号。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倾盆，雷电交作。可望不悦而止，遂归贵州。”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是年“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康熙五十八年《澄江府志》卷三《沿革》记：“十一年甲午六月，孙可望自贵州还云南，复入贵州，张胜率兵同往。”倪蜕《云南事略》所记与《安龙逸史》相同。 ②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宝庆至沅州日记》。 ③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 ① 江之春《安龙纪事》。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2:48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节密诏李定国救驾和“十八先生案”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4:38 星期四) 在当时的情况下，孙可望大权在握，要玩弄一场“禅让”的把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问题是，永历帝的宝座可以取代，永历朝廷所能发挥的号召作用却是孙可望取代不了的。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强烈的野心驱使他继续策划和筹备登极大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一旦踢开永历朝廷，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大西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各种抗清势力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承认他这个草头天子。尽管孙可望仍有所顾忌始终没有演出黄袍加身的闹剧，永历帝却感到头顶上悬挂着一把锋利的宝剑，随时都有被废黜以至丧生的危险。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亲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国。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据史籍记载，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曾作出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指出要观察形势，秘密行动，“无蹈危殆”①。亲身经历召李定国率部勤王的汪蛟也断言这一行动“本夷陵公（即文安之）指也”①。于是，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朝廷着手秘密联络李定国。朱由榔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②张福禄、全为国提出徐极、林青阳、胡士瑞、张镌、蔡�曾劾奏马吉翔、庞天寿依附秦王，忠贞可靠，建议同他们密商此事。经永历帝同意后，七人共同商议，均表赞成，即往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处秘密讨论具体办法。吴贞毓说：“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辈致命之秋也。奈权奸刻刻窥伺，恐事机不密。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林青阳自告奋勇愿行。吴贞毓即命礼部祠祭司员外郎蒋乾昌拟敕稿，兵部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由张福禄等持入宫内铃盖皇帝之宝。林青阳按照事先计划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十一月启程前往定国军中。当时，定国正在湖南、广西一带与清军作战，不暇内顾。到1653年六月，永历帝见林青阳出使半年，音耗全无，让吴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听消息；吴贞毓推荐翰林院孔目周官。武安伯郑允元建议应该设法遣开孙可望亲信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永历帝即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①。吉翔离开安龙赴任后，周官即秘密上道。朝廷密使到达李定国营中后，定国读了“词旨哀怆”的敕旨，深受感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在给大学士吴贞毓的信中又说：“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② 不料，马吉翔到达广西后，遇到来自定国军中的永历朝臣刘议新。刘以为马吉翔长期受永历帝宠信，贵为侯爵，必然参与密召定国之事，见面之后竟毫无顾忌地把朝廷两次敕谕李定国领兵迎驾的情况和盘托出，并说：“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③ 马吉翔大吃一惊，立即派人飞报孙可望。可望得报后，深知一旦定国迎驾成功，自己独揽朝政的局面将完全改观。因此，他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派亲信将领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永历八年）正月初六日进入安龙“皇宫”，逼迫永历帝说清事件原委，“索首事之人”④。朱由榔推诿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是朝里事？”①郑国、王爱秀即与庞天寿合为一伙，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经过严刑拷打后，蔡�等人为了避免牵涉永历皇帝，承认是部分朝臣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追问道：“皇上知否？”�等一口咬定：“未经奏明。”郑国与永历朝廷中依附孙可望之人无法可想，只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孙可望报告。可望命令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赵赓禹、蔡�、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②。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为了解当时情况，将以永历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和孙可望奏疏转录如下：诏曰：朕以藐躬，缵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臣庶，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虏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叠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允元、蔡宿、赵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杨钟、任斗枢、朱东旦、李颀、蒋乾昌、朱仪昶、李元开、胡士端，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廷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镌、张福禄等同谋不法，蒙蔽朝廷，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责。此后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涤，廉法共守，以待升平。孙可望的奏疏说：为行在诸奸娇敕盗宝，擅行爵赏，大为骇异。随奉皇上赐书，将诸奸正法，仰见乾纲独揽，离照无私。首恶吴贞毓、张镌、张福禄也，为从者徐极、蔡宿等也。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矣。盖李定国①臣弟也，剿虏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且臣所部诸将士，比年来艰难百战，应赏应罚，惟臣得以专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杨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原疏具在，可复阅也。因忆两粤并陷时，驾跸南陵（宁），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虏首弯弓于外，大势岌发，卒令■喙潜迹，晏然无恙，不谓非贺九义等遵王朝令星驰入卫之力也。又忆濑湍移跸时，危同累卵，诸奸恶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磔遂足赎乎？兹跸安隆三年矣，才获宁宇，又起风波，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能觊此哉！故杨畏知之赍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据《爝火录》记载，早在1652年（永历六年）五月，孙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① 孙可望的专横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只看到永历帝自南宁失守以后既没有兵，也没有地，不得不迁入他所指定的安龙。好比元末群雄纷争之际，朱元璋领兵把龙凤皇帝韩林儿迎至滁州安置一样，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自己裁决，发布诏令时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面上挂个“大宋”国号，暂时保留龙凤年号罢了。孙可望发布的诏书常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颇为相似。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同刘基的“天命自有在”也如出一辙。然而，孙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势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元末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瓦解时期，而清初则是满洲贵族勃兴的时期。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孙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须以复明为号召，复明就必须遵奉永历朝廷。孙可望说，“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把永历帝贬得一钱不值，这完全不是事实。即以孙可望赖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军来说，李定国就宁愿站在永历帝一边，而不愿受孙可望的颐指气使；何况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夔东以原大顺军为主的抗清武装以及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决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盟主。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 --- ① 沈佳《存信编》卷五。 ② 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① 诸书多记以代祭兴陵为名遣出马吉翔，兴陵在梧州，但又说马吉翔在南宁，显有抵牾。钱秉镫《汪辰初集序》据汪蛟亲述：“会南宁新复，因加吉翔重衔留守。”见《藏山阁文存》卷三。 ②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杨英《先王实录》中收1654年李定国致郑成功信中说：“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可以互相印证。 ③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④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 ① 江之春《安龙纪事》。 ② 按，十八人姓名各书所记常有出入，如蔡�作“蔡宿”、杨钟作“林钟”、徐极作“ 徐吉”之类。乾隆二十九年《南笼府志》卷之末附《外志》记，十八人遇难后，“时人哀之，收遗骸葬于城外之西山麓，题其墓曰：明十八先生成仁处”，然所列姓名杨钟作“杨忠”、徐极作“徐桂”。杨钟名见瞿式耜永历三年十二月初五日《言官直气宜伸疏》，可证他书之误。今贵州安龙县仍保存“明十八先生墓”，碑上大字镌“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 ”。见《贵州发展中的城镇建设》画册照片，照片上两旁小字难以辨认。 ① 《行在阳秋》，本书原署名为刘湘客所著，前辈学者已指明非刘湘客作，但定为戴笠亦无确证。文中李定国写作“李颀”，李颀为十八受难者之一，不知何故误将李定国写作李颀，徐鼒《小腆纪年》卷十八收录此疏已订正为“李定国臣弟也”，但其他文字已稍作删改。 ① 《爝火录》卷二十二。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3:11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三节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5:22 星期四) 李定国，陕西绥德人①，生年不详②，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二，战功卓越。1653— 1654年他两次进攻广东的时候，永历帝在孙可望的逼胁下，处境非常困难，一再派使者携带密诏让李定国领兵迎驾。李定国深知永历朝廷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抗清事业的成败，他的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这样既可以扩大南明控制区，又可以借助郑成功、张名振等闽、浙沿海拥明实力派扼制孙可望。李定国给郑成功的信中说到：“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③永历朝廷当时僻处安龙，所谓“艰危”显然不是来自清方，定国信中作如是语，正是指望联合郑成功等共扶永历。1654年冬，新会之战定国大败，撤至广西南宁休整士马。联合“东勋”共扶明室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有凭借本部兵力亲赴安龙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孙可望得到情报，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扎于田州（今广西田阳）阻截李定国军北上①，甚至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②。李定国为了突破可望的拦击，抽调精锐，“军中尽易皂旗”③，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摸不清来军的底细，猝不及防，“乘空马驰去”④。定国以大局为重，下令不要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刘、关部下士卒都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定国传谕安抚道： “若等无恐，吾于秦王兄弟也，以细人之言相间，今已无他。若等归营，吾将劳汝。”“ 于是两兵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国发二万银犒之，且令休息。诸军皆呼千岁。” ⑤ 孙可望得到李定国突破田州防线向安龙进发的消息，急忙派大将白文选于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十月前往安龙，负责把永历君臣搬入贵阳，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选虽然是孙可望的旧部，但他内心里却并不赞成孙可望对永历帝肆无忌惮的傲慢态度。因此，在后来永历帝每次有可能遭到孙可望的谋害时，他总是或明或暗地加以维护。某些史籍说，文选“及至安龙入谒，见其丰仪，股栗汗下，不敢逼行”①。朱由榔长得相貌堂堂，见之许多史册，应属可信；但白文选不敢逼驾未必是因为永历帝一表人材，主要还是他心目中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不愿作孙可望犯上作乱的打手。十二月，孙可望见白文选还没有把永历君臣押来贵阳，又派亲信百户叶应祯去安龙催促②。自从密敕事件发生后，孙可望锋芒毕露，这时一再派兵马来安龙督促他移住贵阳，朱由榔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宫中”大小哭泣不止；白文选即以安龙地方僻小，召募民伕不易为理由，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到来。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军距安龙已不远，先派传宣参将杨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龙，在离城五十里的板屯江（一作坂屯河）被刘镇国部兵擒获，解送到白文选处。文选询问其来意，回答道：“我传宣参将杨祥也。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当即从衣甲内取出龙牌一纸，“为仰安龙道府备糗粮之具。无他也。白文选明知杨祥不是“国主”孙可望的使者，假装糊涂，命以酒食款待后即任其自由行动。杨祥得以入城谒见永历帝，呈上衣甲后心所藏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国谨奏”：“臣今统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万安，勿轻听奸逆辄行移跸”①，奏本上盖有永历密敕所赐“屏翰亲臣”印为信②。永历帝知道定国大军即将到达，才比较放心。杨祥完成任务后改换衣装由山路回报定国③。十六日，叶应祯听说李定国大军将至安龙，急忙带领士卒戎服贯甲入宫，逼迫永历帝、后立即骑马前赴贵阳。一时“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赶来，见叶应祯蛮横无状，把他叫过来说：“国主恐安西归清，所以迎驾者，恐陷不测也。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来，移跸未晚。倘止是安西还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过为逼迫，自取罪戾！”④在白文选的干预下，叶应祯被迫退让。二十二日凌晨，大雾弥漫，忽然有几十名骑兵直抵城下，绕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叶应祯所领劫驾兵仓猝逃回贵阳①。接着炮声由远及近，定国亲统大军到达安龙。入城朝见时，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②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损失兵员较多，贵州地区又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在朝见回营后就同白文选商议移跸事宜，两人一致意见以迁往云南昆明为上策。定议后，李定国 “自选帐下五百人卫宫眷先行”③，二十六日，永历君臣离开安龙，向云南进发。二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④。定国请永历帝暂时停留在这里，自己带领精兵前往昆明料理。当时，在昆明的大将有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是听命于“国主” 孙可望的；刘文秀和李定国一样拥护永历朝廷，同孙可望有矛盾，他地位虽高，兵权却不大。李定国保驾已至曲靖的消息传到昆明，刘文秀和王尚礼、沐天波等人会商应付办法，拿不定主意。因为若是开门迎接永历帝近于背叛“国主”，可是出兵相拒又显然不恰当。尽管永历帝在王尚礼等人心目中不过是个傀儡，但又不能不奉他的“正朔”，承认他的皇帝地位，何况护驾而来的李定国是原大西军四大台柱之一，其影响也不可忽视。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得到报告李定国已亲统兵马来到昆明城外。王尚礼慌了手脚，在刘文秀的劝说下勉强随众出城迎接①。定国同文秀定议迎接永历帝入昆明，王尚礼既不便违抗二王，又不清楚定国部实力，不敢轻举妄动。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②。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时“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①。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②除了王尚礼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定国和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李定国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从维护抗清事业的大旗而言，自然应当肯定。然而，不能不看到李定国的原意是会合郑成功收复广东全省后再考虑移跸事宜（永历朝廷建立于广东肇庆，长期驻于广西，定国的意图很可能是会合郑成功、张名振以至鲁监国连名表请奉迎永历帝还驻两广的适当地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孙可望比较难于阻挡，参见处理“十八先生案”时孙可望的奏疏）。定国兵败新会，原来的计划破灭，只有凭借本部兵力冒险突入安龙，把永历君臣护送入滇。这一重大措施虽侥幸成功，但是李定国部主力经贵州转入云南，他长期经营的广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顺治十三年二月清两广总督李率泰奏报，清方利用定国主力转移，广西明军势单力薄的机会，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统领广东兵马会合湖南（经略洪承畴部）、广西（原定藩线国安部）官兵迅速向广西推进。这年（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县，守浔州府的明仁安将军李承爵、管领水师阳春伯李先芳自知兵力不敌，初七日主动撤退，初十日清军占领浔州府。十五日，广东清军进至贵县，与广西提督线国安、经略洪承畴下总兵南一魁、张国柱部会合继续西进，十八日抵横州，明将高文贵、李承爵、施尚义、李先芳不战而退。二月初四日，清军占领南宁府；初九日广西左翼总兵马雄部追至濑湍，明阳春伯李先芳被俘。广西大部分州县都被清军占领①。后来，在平定了孙可望的叛变后，李定国虽曾命保康侯贺九义率军收复南宁，贺九义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派部将阎维龙、曹延生等一度东收横州，终因兵力不足，再度放弃该州。不久，因大局逆转，贺九义奉命领兵回滇②，南明被迫放弃广西大部州县。因为孙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就后果而言，首先是永历朝廷同广东义师的联络被切断，闽浙沿海抗清武装经海路入粤的通道也极难利用，形成东西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格局。其次，广西大部分州县的易手，为清方后来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制造了更有利的态势。由此可见，孙可望的专横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①。黔国公沐天波是明初以来世袭镇守云南勋臣，自然得到永历帝的信任，除了遇有紧急事件可以随时入奏外，还让他执掌禁卫军②。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銋、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龚彝受命后奏称自己“在云南受可望十年厚恩”，不愿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引起“举朝大哗”，纷纷斥责他死心塌地追随孙可望。原先卖身投靠孙可望的司礼监太监庞天寿、锦衣卫马吉翔已为朝廷所不容，庞天寿服毒自杀，马吉翔一度被李定国亲信将领靳统武拘禁，他摇身一变，乞怜献媚于靳统武、金维新、龚铭，为晋王歌功颂德，终于得到李定国的信任，重新入阁办事③。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朱由榔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①。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因为李定国、刘文秀同自己一样曾是张献忠的养子，是大西军四大将领之一，地位原来就差不多，在将士中有很高的威信。永历帝被软禁于安龙时，朝廷军国大事实际上由他这位“监国”秦王一手握定。这时情况大为改观，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权不由己。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呢，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威权公开决裂呢？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朝廷迁入昆明的初期，着眼于大局给孙可望留有相当多的余地。具体表现在：一，永历皇帝并没有住进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二，朝廷虽已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一字王，对孙可望“不臣之心”却未加任何指责（上引留中的奏疏虽说可望“失人臣礼”，仍用了“奉孙可望出楚”的尊称字样），这显然是表示孙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对于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部将加官进爵，毫无歧视之意。为了争取孙可望，稳定西南政局，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临行前，朱由榔各赐金篦一枚，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两藩复敦相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卿等功名垂竹帛矣。”②白文选、张虎到达贵阳入见可望，可望不仅毫无悛改之意，反而责怪文选、张虎不该擅自接受永历帝的封爵。张虎是可望的亲信，立即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在彼处不受，恐生疑忌，故伪受之。臣受国主厚恩，岂敢背哉！白文选受国公之职，已为彼所用矣。”又密告可望道：“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定国所信文则中书金维新、龚铭，武则靳统武、高文贵，终日升官加赏。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①可望听了很高兴，夸奖张虎有忠心。白文选见状，知道难以从中调和，试探性地说：“国主倘以旧好为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万，当立致定国于麾下。”②孙可望明知李定国迎驾入昆明得到白文选的帮助，认为他对自己不忠，盛怒之下准备将文选处死，经帐下诸将营救，才打了一顿板子，予以释放。永历帝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廉等宣谕，俾同心释忿，济国难”③。孙可望深恨李定国不仅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而且连独断专行的“国主”地位也保不住，根本不愿捐弃前嫌，他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说“须安西亲谢乃可”④。这实际上是要把定国骗到贵阳杀害，凭借自己在黔滇两省的亲信和兵力继续挟制永历。定国等人又遣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尽力打破僵局。不料，王自奇和张虎一样顽冥不化，向孙可望讲述“定国孤军易擒”，内外夹攻，可以一战而胜。可望见亲信将领所谈云南情况与白文选所说相符，才恢复了对文选的信任。他命王自奇回云南充当内应。自奇回到昆明后，“力言可望必不可和”，随即辞归楚雄整顿本部兵马，待机行事。① 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八月间，李定国奏准将孙可望在云南的妻妾、儿子送往贵阳，命秦王藩下总兵王麟护送。临行前，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同月十二日，永历帝由贡院移居秦王宫殿。清初冯苏说过：“予以辛丑（顺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使其同心协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败。”②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实现秦晋联好，同心协力，关键在于孙可望必须交出实际大权，俯就臣节，这无异是与虎谋皮。最高权力之争，终致于演出了一场南明内战。 ----------------------------------------------------------------------------- --- ① 李定国的籍贯在各种史籍中记载互歧，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载李定国为该州“义让里人”，当以此为准。中华书局1986年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第三六○页。林毓辉撰《李定国传》依据王夫之《永历实录》不可靠的记载说他是 “陕西榆林人”，显然失考。 ② 李定国的生年尚未考出。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假定崇祯三年（1630）定国十岁参加张献忠部，林毓辉仅据郭氏“假定”断言李定国“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不妥。 ③ 杨英《先王实录》。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说，可望“遣关有才等以精甲四万拒之田州。定国袭破有才，收其兵”。刘镇国、关有才部兵力肯定有所夸大。 ②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这里所说的“归路”是指定国率军返回云贵。 ③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④ 罗谦《残明纪事》。 ①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写作“伪百户叶应祯”，昆明无名氏辑录《滇南外史》、罗谦《残明纪事》亦同；金钟《皇明末造录》作“叶应桢”；钱秉镫《汪辰初文集序》据当时扈跸安龙的汪蛟《日记》说是可望“亲将叶粲”。《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顺治十五年十月清廷授予随孙可望投降官员名单中有叶应祯等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当以此为准。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② 前引康熙《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③ 《安龙逸史》卷下。按，书中记杨祥入安龙后，先谒司礼监庞天寿，呈上定国密疏，由天寿引见永历帝。然他书多记庞天寿早已投靠孙可望，负有监视永历君臣之责，定国密使是否由他引见，颇有疑问。 ④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 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引汪蛟亲述当时情况。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云：有一骑奔至城下，口称“我西府长随夏太监也”。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罗谦《残明纪事》。 ③ 钱秉镫《藏山阁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 ④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按，沈佳《存信编》卷五所记日期不同；二月十九日定国至安龙，二十日“驾发安隆”，二十二日至普安，三月初一日至曲靖。 ① 金钟《皇明末造录》卷上记：“时守滇者乃刘文秀，其都督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各兵万人，皆文秀所辖。文秀亦意在保卫宫驾，阳与三人密议城守，而自以数骑往会定国，曰：‘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定国指天自誓，文秀于是迎驾入云南府，时永历十年夏四月也。”按，李定国和白文选决策护帝入滇，必然考虑到在昆明的刘文秀将给予支持。刘文秀的态度对留守云南的将领有重大影响，但说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都是他的部将，似欠妥。 ② 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卷一《沿革》记：“丙申（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迎永□（历）至滇，驻武定，民挽运乌撒，民苦之。”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记：“定国遂护驾径至云南，以可望所造宫殿请上居之，时丙申三月也。”系时相同，但说朱由榔到达昆明后立即住进孙可望宫殿，稍误。 ①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一二页。 ② 顺治十五年五月两广总督王国光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五页。 ① 胡钦华《天南纪事》《永历帝播迁本末之下》。清方在顺治十三年六月间得到土司报告：“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斋伪敕、伪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赐封伪晋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六一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各书记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事在时间上差异颇大，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四六页指出“晋王之封，当在（永历十年）三、四月间”，较为准确。 ②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 ③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中华书局版《明季南略》卷十四。《明末滇南纪略》卷四《迎帝入滇》篇所记官爵任用稍有不同。 ① 胡钦华《天南纪事》。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十六，第三七二页。中华书局排印本在卷十四，第四五八页，“定国所信文则中书金维新、龚铭”漏“文 ”字。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③ 《天南纪事》。 ④ 《安龙逸史》卷下。 ① 《安龙逸史》卷下。 ② 《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3:31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四节刘文秀领兵入川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5:39 星期四) 永历帝移居昆明以后，李定国、刘文秀仍然希望孙可望能够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图兴复。从刘文秀统兵北上四川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料到孙可望为了恢复自己独揽大权的地位会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内战。刘文秀既受封为蜀王，立即着手部署恢复四川。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春天，刘文秀派部将威宁伯高承恩统兵五千由云南进入四川雅州（今雅安）①。大约在同时，归他调遣的另一支主力由征虏左将军祁三升任总理全川军务，会同援剿后将军狄三品、平虏营总兵杨威、怀远营总兵贺天云、监理重庆屯田总兵郑守豹等统率兵马进至嘉定府（府治在乐山）②。九月，刘文秀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汉源县北）、雅州到达洪雅县（属嘉定府），在该县境内的千秋坪建立帅府。在这里刘文秀撰写了《天生城碑记》，其中说：“永历十年，岁在丙申，圣天子厪宸虑，推毂命予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根本之地。期于水陆分道，力恢陕、豫，略定中原。” ③可见，这次进军四川是永历朝廷移入云南以后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军事部署。刘文秀领兵经营四川，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戴下虽然基本上稳定了云南地区的统治，贵州和湖南西部却控制在孙可望手中，要打开局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出广西、广东，一是北上四川。东进两广，意味着由李定国统兵出征，这在当时滇、黔对峙的情况下，永历君臣是不敢贸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条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刘文秀出马经营四川了。拨归刘文秀指挥入川的祁三升、狄三品、杨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将领①，兵员有数万当属可信。然而，刘文秀开辟西南抗清第二战场的行动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观条件很大的限制。首先，他入川后的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旦反戈内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领大军入川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粮饷的地区；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进，实现把四川经营为北攻保宁（阆中），东联夔东十三家出战湖北的战略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孙可望心怀不轨，蓄意犯滇，迫使永历朝廷召回刘文秀和他带领的主力，经营四川收到的效果相当有限，从战略上说是半途而废。刘文秀的经营四川从他在永历十年（1656）春派出大批部队到他在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奉诏返回昆明，首尾不到一年；他自己亲驻四川的时间还不到五个月。当时的四川人士对刘文秀这次出师没有取得多大成果非议甚多，主要是不了解他面临的困难。李蕃在《雅安追记》中写道：“秋九月，刘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鱼丘坪，修王城帅府，宫阙壮丽，劳民伤财。统兵数万，不敢节成都，而来鱼丘坪做帅府，使蜀中有司、绅士尽来朝贺，虽假借永历年号，仍是献贼根苗，真鼠贼矣。数月而返。”①时人沈荀蔚记：（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刘文秀引兵入川称蜀王，……帝制自为，官属皆备。又以夹江县之南安壖为己瑞，乃营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复亲至洪雅西南三十余里之乾埧阳，花溪、雅河所汇处，地虽狭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为天生城。其舍嘉定而规此者，以川东不复有归路，且恐可望袭之也。于此平邱垄，毁室庐，伐大木，烧绿瓦，建造宫殿及百司府署，各营画地而居，均文秀相度之。后至明年二月，已为定国促归，谋与可望决胜负。未几，病死矣。是役也，费民间几许膏汗，竟不得一见，可叹也。此地乃蔚丙戌（16 46 ）以后寄迹之处，有数亩以供饘粥，至是悉为营地，……以身受其害故悉其诞妄无才略云。② 欧阳直时在刘文秀营中办事，自记：丙申“五月，论平蜀功升授礼部仪制司主事。”“丁酉（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随蜀王奉调回滇。”又记：“丙申，安西将军李定国奉旨册晋王，自安龙奉永历帝驾入滇。抚南刘文秀迎驾，奉旨册蜀王，领兵入蜀，驻洪雅之天生城。丁酉，孙可望称兵，蜀王文秀奉旨回滇，留高将军镇上南。”①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屡经战乱后业已渺无人烟，社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重庆一带也大致相似。在清军控制下的川北保宁地区和明军控制的川南、川东地区之间早已形成一片广阔的无人区，解决不了粮饷问题，双方都无法推进。顺治十二年（1655）清四川左布政使庄应会在奏疏中写道：“切川北—隅合计钱粮征额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余两，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该银八千余两，一年赋额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②，官兵粮饷更是全靠陕西挽运。正因为粮饷困难，顺治九年吴三桂、李国翰部在保宁战役中大败刘文秀军后不仅没有乘胜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抚李国英部留守保宁，全军返回陕西汉中就粮。尽管当时清四川巡按郝浴就曾经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可是垦荒屯田除了需要足够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还需要先投入大量粮食、种子和耕牛、农具作屯田之本。没有这种兵力和财力无异是画饼充饥。南明刘文秀率军入川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他先派部将入川，自己又亲到夹江、雅州一带巡视，最后确定在洪雅县千邱坪建立帅府，在这里兴建“宫殿”、营房，联络“蜀中有司、绅士”，目的是在四川残存百姓中树立永历朝廷的威望，同时着手屯田发展生产（上引《重修凌云寺记》列名将领有“监理重庆屯田总兵” ，沈荀蔚说他的数亩田悉为“营地”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孙可望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趋于缓和，刘文秀经营四川的规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观。清朝吴三桂、李国翰部军队是在孙可望降清以后，才在顺治十五年（1658）由陕西汉中再度入川，会合李国英部南下。若不发生孙可望的叛变，刘文秀有将近三年的时间经营四川，他决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顺庆（今南充地区），东下重庆与夔东十三家会合，西南战局将是另一种情形。尽管他在永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诏率领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都镇守四川雅州地区，成绩是非常明显的。李蕃记：“丁酉（永历十一年，1657）州守钱象坤。是时高承恩驻雅，兵马聚集，几无有司之政。田粮专上谷米豆草，不用民间钱粮，虽夫役征繁，而井里饱暖，民忘其劳焉。”①直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入滇时，四川雅州、建昌地区仍在永历朝廷控制之下，这不仅说明刘文秀经营四川功不可没，也表明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之后，李定国多少显得心胸偏窄，以永历帝名义把刘文秀从贵阳召回，川、黔、湖广（湖南西部）经略无人，加速了全线的崩溃。 ----------------------------------------------------------------------------- --- ① 李蕃《雅安追记》。 ② 永历十年丙申孟夏（四月）《重修凌云寺记》，凌云寺在四川乐山，碑记后列衔首为 “□（蜀）王驾前亲军卫指挥□（同）知陈起龙序”，下即祁三升、狄三品诸将，请参阅郑天挺《探微集》第四五九—四六○页。 ③ 光绪十年《洪雅县续志》卷十《艺文补遗》《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嘉庆五年《清溪县志》卷一《建置志》载，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至蜀”。按清溪县为明代大渡河所、黎州所合并而成，今废。 ①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载，祁三升为延绥人，后降清任吴三桂后营总兵，“其兵为滇南诸营最”，连康熙帝也“颇闻三升勇”，让册封使者同他会见，以便回京讲叙其人。杨武后来统兵在湖南西部同清朝经略洪承畴部对峙，孙可望叛投清方时几乎被他所擒。 ① 按，刘文秀之帅府地，李蕃写作“鱼坵坪”，乾隆四年《雅州府志》卷十《勘乱》记：顺治十三年“九月，刘文秀复经蜀出雅州，至洪雅县千邱坪驻劄数月，俄勒兵而返。” 嘉庆十八年《洪雅县志》卷二十三《艺文·国朝》收侯之鼎《时变纪略》载：“壬辰（顺治九年），又为文秀窃据，僭王号，都马项岩，名曰天生城。丙申（顺治十三年），我师廓清蜀土，文秀败走还滇，步将高承恩逗留雅州，窃据巢穴，改名靖远，割洪雅而辖之。 ”侯文误将刘文秀两次入川混为一谈，刘文秀还滇，也不是为清兵所败。 ① 欧阳直《欧阳氏遗书》《自记》、《蜀乱》。 ②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十三下，艺文，疏，疏尾有“顺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奉圣旨：该部议奏”。 ① 李蕃《雅安追记》。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4:04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五节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6:21 星期四) 尽管永历帝和李定国为了使孙可望回心转意做了不少工作，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对于孙可望来说，“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军队中他的兵力最强，不仅贵州全省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在云南留守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效忠于他。其次，他以国主的名义总揽了永历朝廷的政务，已习惯于君临一切。何况，他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一种自己本应位登九五的思想，因为他是张献忠这位大西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在1647年进入云南后以四将军之首得到献忠御营提督王尚礼和艾能奇部将冯双礼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联明抗清后利用永历帝的招牌收编南明残兵溃将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在当了几年实际的执政者之后，这时却要交出权力，听命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于过去的所作所为，永历帝、李定国乃至于刘文秀对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阂。在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孙可望终于在一小撮亲信的策划下，决心诉诸武力，消灭昆明的异己势力。谄附可望的文臣方于宣为他出谋画策说：“今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意请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①孙可望果然在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二月，“封马进忠嘉定王、冯双鲤兴安王、张虎东昌侯，余大封有差”①。虽然他没有先正“大号”，但封王之举已表明他鼓舞诸将打下昆明，为推翻永历朝廷，自己正式登基作准备了。在公开举兵之前，双方都作了集结兵力的部署。李定国旧属龙骧营总兵祁三升驻扎在四川，孙可望为了抓到这支军队，令三升率部赴贵州遵义镇守。李定国也下令调三升赴滇。祁三升对部将说：“国主、西府，旧主义均。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②诸将都表示赞同，于是祁三升拒绝接受孙可望使者传达的命令，率部向云南进发。可望大怒，派兵追击，三升且战且走，辎重丢失殆尽，终于在1656 年十月到达昆明。永历帝深表嘉许，封为咸宁伯③。孙可望还派程万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旧标人马遣还贵州。永历帝当即同意，提供夫役送出。平心而论，永历帝和李定国等人对孙可望做到了仁至义尽。孙可望的眷属原住昆明，如果羁留作人质，孙可望不免有所顾忌。李定国以礼送往贵阳以后，孙可望没有内顾之忧，悍然决定进兵云南。当时他掌握的军队大约有二十万人，李定国、刘文秀部下只有三四万人，何况在云南还有镇守昆明的王尚礼、楚雄守将王自奇等人是孙可望的亲信。孙可望认为稳操胜券了，他甚至命人“预制扭锁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①。 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以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②，由冯双礼留镇贵阳。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李定国同刘文秀商议后，决定二人亲统主力阻击可望军入滇。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③，负全权指挥之责。为防止王尚礼在昆明发动内变，除了把他部下的兵马分拨各营随同出征，还留下定国中军护卫靳统武会同黔国公沐天波暗中防范。在这以前，王自奇因醉后误杀定国营将，耽心定国兴师问罪，在七月间即率所部渡澜沧江西奔永昌府（今保山），由于地处僻远，消息不灵，无法同可望配合行动。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布列三营，士卒见可望兵多势众，颇有惧色。十八日，孙可望召见张胜，说：“尔可率领武大定、马宝选铁骑七千，连夜走小路至云南（即昆明）城下暗袭之。城中有王尚礼、龚彝等为内应。尔一入城，则定国、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战而走矣。”④ 孙可望自以为计划周全，万无一失，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次出兵讨伐永历帝和李定国、刘文秀师出无名，部下将领内心里都不以为然。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白文选等人与李定国、刘文秀长期同甘共苦，不愿自相火并；而由南明军队改编的旧将马进忠、马惟兴、马宝①等人又心向永历。于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白文选私下同马惟兴、马宝约定阵前反戈，文选还以视察前线为名亲自驰入定国、文秀营中通报消息，说：“此时宜速出兵交战，马宝、马惟兴及诸要紧将领已俱有约，稍迟则事机必露，断不可为矣。”定国、文秀对白文选的来意还存有戒心，犹豫不决。文选急切地说：“若再迟，则我辈死无地矣。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我当先赴阵前，汝等整兵速进。”说完，上马飞驰而去②。这就是三年以后彭而述路过该地时赋诗所云：“道旁遗老为我说：是日东南风正急，秦军大衂宝刀折。秦王帐下曹无伤，夜半曾将军情泄。”③奉命领军偷袭昆明的马宝也写了密信差心腹人送入李定国营说：“张胜等已领精兵七千往袭云南，云南若破，则事不可为。必须明日决战，迟则无及矣。”④ 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原先约定二十一日会战，他的意图是推迟交锋日期，使张胜、马宝军有更充裕的时间奔袭昆明。李定国听了白文选的意见，又在十八日晚上读到马宝的来信，当机立断传令各营次日出战。十九日天还没有亮，定国、文秀兵马开营出战；可望也挥军迎敌，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①。对阵之初，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观战，见已挫定国锐气，即命诸营乘胜前进。白文选知道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冲入马惟兴营中，二军联合抄出可望阵后，连破数营，定国、文秀趁势挥军进击，可望军大乱，将士大呼：“迎晋王！迎晋王！”②十几万大军顷刻瓦解。孙可望见形势陡变，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过安顺时，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出一支军队追击，“使疾走，无得集众”③，孙可望匆忙逃往贵阳。交水之战结束后，定国同文秀商量说：“今张胜往袭云南府（即昆明），王自奇又据永昌，我当回救；汝可同文选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后已。”④二人分工后，定国即帅师回援。张胜、马宝、武大定所统七千精骑取小路经五日夜急行军已进抵昆明城下，马宝惟恐城内疏于防备，故意沿途焚烧房屋，使偷袭变成了明攻。城内王尚礼等听说可望之兵已近，正准备上城接应，却被永历帝召入宫内，由沐天波、靳统武率亲军看守，动弹不得。这时，交水大捷的露布已星驰送到昆明，永历帝命人把捷报大张于金马、碧鸡坊下，安定民心。张胜带兵至昆明城下准备攻城，忽然看见定国、文秀报捷露布，知道可望大军已败，原先约好充当内应的王尚礼又音息全无，城上防守严密，被迫退军，在地名浑水塘处碰上定国回援之师，张胜欲夺路而逃，挥军死战，定国军因交水大战之后急救根本，路远兵疲，几有不支之势。马宝为扭转战局，在张胜阵后连放大炮，拥兵杀来，与定国军前后夹攻。张胜大吃一惊，说：“马宝亦反矣！”收拾残兵败卒突阵而逃。第二天，过沾益州，驻守该地的总兵李承爵原系他的部将，率兵来迎。张胜喘息方定，正向李承爵叙说战败原因，忽然左右冲出数人，出其不意把张胜擒缚。张胜斥责李承爵道：“汝为部将，何敢叛我？” 承爵回答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张胜被解至昆明处斩①。九月下旬，孙可望奔回贵阳②，命留守大将冯双礼带兵把守威清要路，并同他约定如果刘文秀追兵到来即连放三声号炮报信。冯双礼已经知道孙可望兵败如山倒，出师时貔貅十万，返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因此他决定改弦易辙，不仅不帮助孙可望稳定贵州局势，反而在文秀追兵尚未到达之时就下令连放三炮。可望听见号炮，以为追兵已到，连忙带着妻儿和随从出城东奔。一路上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各守将俱闭营不纳”①，“所至城门昼闭，呼之再三，仅垂大筥盛壶飡饷可望；且有不应者”②。曾经不可一世的“国主”孙可望众叛亲离，成了丧家之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可望决定投降清朝。他对寥寥可数的随从人员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③行至湖南靖州，其中书舍人吴逢圣任靖州道，率所部迎接。可望曰：“一路人心俱变，惟有投清朝可免。”于是遣杨惺先、郑国先往宝庆（今邵阳）向清方接洽投降。三日后，白文选所统追兵迫近，可望乃与吴逢圣、程万里等连夜奔至武冈界上，又遭到南明镇守武冈总兵杨武截杀，几乎脱不了身。九月三十日，孙可望派人火急送往清湖南当局一封信，说：“李定国、刘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灵。可旺兴师问罪，反为所诱。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发铁骑一万，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④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接信后向朝廷报告：“大逆孙可旺虎踞滇、黔，鸱张区宇，年来费饷勤师，用张征讨。今天殄穷凶，自戕溃败，俯乞皈化，是不劳挞伐而南疆边土共戴皇上如天之福矣。”①清湖广当局得知可望处境危急，为了捞到这张王牌，派湖广中路总兵李茹春、左路总兵王平带领军队接应，击退杨武所统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妻、子、随从人员才得以在宝庆府南面花桥地方进入清方管辖区，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宝庆。同一天，孙可望派人送信给清五省经略洪承畴，再次表示：“自行开诚，愿附大清朝，献滇、黔、蜀之土地，岁纳贡赋，祈职（洪承畴揭帖中自称）转奏大清皇帝陛下，请兵报仇，以复滇云，擒渠获丑，荡平叛逆，归版章于一统。”②据洪承畴报告，孙可望“所带伪官丁、妇女共约四百余名口，骑马亦约四百余匹”③。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彭而述记载洪承畴治兵长沙，“以四镇驻常（德），两镇驻宝（庆），一镇驻永（州），一镇驻祁（阳），线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线国安）驻粤西，数千里内四年之间棋置星布，皆重镇。转漕吴、越，岁费百万缗”①。顺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畴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已经请准解任，回京调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离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说：“职经略无能，寸土未拓”②，充满了颓丧情绪。不到半个月，他得到了“云贵逆贼自乱”的情报，兴奋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转报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孙可望派人送来的信后，当即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③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擞精神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了。十二月初五日，顺治帝谕兵部：“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④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同固山额真六十等人率领三起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同月二十五日孙可望在清将李茹春、王平护送下自宝庆起行，二十八日到达湘乡，同洪承畴等见面。孙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颂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说什么：“云贵远在天末，声教未通，十余年来非敢抗拒王师，实欲待时归命，近益喧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且满洲大兵精强，威声赫濯，自顺治十年岔路口一战杀伤滇黔兵众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万余。……”①洪承畴也“开诚优礼，款待尽情”。彭而还记载了两人相见的情景：洪承畴对孙可望“仍待以王礼。可望自称孤，命记室作降表”。但他说：“人或传明系未绝，可望接永历为帝，以臣自处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为，而不关永历也。”②实际上洪承畴的情报比彭而述要灵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孙可望是永历朝廷的实际执政者，对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来归自然不敢怠慢。在给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孙可望之口说：“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自己一个月前说的“经略无能，寸土未拓”粉饰成“以守为战”，导致南明实权人物来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孙可望随洪承畴到达长沙③。洪承畴在奏疏中说：“今伪王、伪官、伪丁并眷属人口齐到长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土庶无不喜色相告，共庆太平有日，计滇黔负固之众行见闻风来归，以成大一统之盛。”④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⑤。为了体现赏不逾时，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长沙举行典礼，二十八日孙可望即应诏赴京陛见①。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 “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②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这里作一点对比也许更能加深了解清胜明败的原因之一。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他刚刚逃到湖南宝庆就给清廷递上了“愿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张献忠开创的大西军事业，说什么“望以关西布衣，适丁明季丧亡之际，不自甘于辕下，遂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 ”，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俨然以“国主”自居，把大西军称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为“望土”，恬不知耻地把同系张献忠义子和大将的李定国、刘文秀说成是自己“恩拔”起来的人物，又把李定国等人反对他专横跋扈、帝制自为的措施说成“以奴叛主”。接着，他要求清廷发兵，“则滇黔蜀地愿尽入于皇上之版图，兵马将士愿咸奉皇上之军旅”①。到湘乡、长沙同洪承畴见面时，又如洪承畴奏疏所说：“伪王孙可望另有开列云贵形势机宜，职方在查询，再具密疏，恭请宸衷裁断。”②他还同清经略洪承畴会同各提督、总兵进行图上作业，“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③。为了取悦于清廷，孙可望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献上了“滇黔地图”④，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1658年（顺治十五年）初，洪承畴遵照清廷谕旨会同孙可望“于投诚各官内查有熟谙湖南、广西、四川、云贵地利官十九员”，将其中四员派赴罗托军中，其余十员留在洪承畴“军前不时应用”①。孙可望到达北京朝见清帝后，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议，结果“以大兵分三路趋云南，指日奏功，无事可望再往”②。尽管清廷出于种种考虑没有让孙可望亲赴前线，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过去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强了政治攻势。王夫之记载，当清军三路进兵时，“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③。这以后，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不少原大西军系统的将领倒戈投降，孙可望的现身说法无疑起了很大的诱惑作用。清军在进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刘坊在《哀龙江》诗序中说：“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清师距遮炎河，谬道路者曰：可望师至矣！我兵闻风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国主至矣！至矣！相率惊窜。”④李定国支持的永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清廷利用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关系竭力进行瓦解，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从顺治十五年（1658）起，清军向西南的进兵是颇为顺利的，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孙可望的一份“功劳”。然而，孙可望本人的地位却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了，这种变化是通过一些似微实显的迹象体现出来的。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孙可升相会了。明末战乱以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孙可升在几经飘零之后，先混迹于明朝行伍，后来又成了清军的一名士兵。这年七月，孙可升从驻地松江府上海县来到北京，兄弟久别重逢自是惊喜交集。孙可望向朝廷奏报了“聚合之奇缘”，奉旨同住。可是，孙可升的家属奴婢十余口还在上海，搬来北京筹措路费不易。于是，孙可望请求皇帝“敕部给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驿传实现全家团聚①。在孙可望看来这不过小事一桩，所以在疏中写道“想此项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顺治皇帝批交兵部议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参上一本，首先抨击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然后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着借题发挥道：“臣观其见之疏章者屡可骇异，即如出师命将出自朝廷，可望甫来归顺，便请从征。若可望文足经邦，武能戡乱，何至坐见败辱，鼠窜奔投，可谓不自揣量，冒昧无知。继则请动内帑，为彼经营。臣闻天子穆穆，端拱垂裳，岂有借财与人，亦岂有人臣借财于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缘一疏复为伊弟请给勘合，夫勘合之给为朝廷紧急公事及官员来往而设，非庶人下贱可以冒滥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过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则应自备脚力，未闻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坚策良，逍遥皇华之驿者也。臣闻高爵厚禄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宪长岂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奋乾断，严加处分，以肃名分而正纪纲，则冒滥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义矣。”①魏裔介的劾疏处处流露出对孙可望的轻蔑，给了他当头一棒。孙可望在“伏罪陈情仰吁天鉴”疏中说：“昨闻宪臣有特纠陈请之非，祈正悖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浃背，寝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宪臣之言不谬矣。”②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③，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前蒙皇上赏给银两，臣恐花费，借与天津卫民邓时增银一千两，有文约可据。缘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贤愚，臣不得知。”接着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陈述自己“郁积之苦衷并所以招尤招谤之原”。他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宠眷，无寸功可纪，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众心腾沸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诟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①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 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诚，朕心嘉尚，特锡王封。乃举国臣工，意怀轻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只受。”②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①；或者说“封为义王，寻被酖”②。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③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④；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6）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征灏请求袭封。御史孟熊飞上疏说孙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劳。我国家格外殊恩，授以义王显爵，及伊身死，已袭替二次。…… 请将孙可望王爵停其袭替，或减等降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①。孙征灏死后，其子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终于决定：“ 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②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③。 ----------------------------------------------------------------------------- --- ① 《粤滇纪略》卷九。 ① 《天南纪事》。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③ 《安龙逸史》卷下。 ① 《残明纪事》。 ② 《粤滇纪略》卷九，沈佳《存信编》，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所记大抵相同。 ③ 《明末滇南纪略》《称兵犯阙》。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记马惟兴语》中说：“马惟兴者，马宝兄也。” ②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按，该书记白文选于八月初四日拔营逃至曲靖，初六日单骑入昆明，恐误。 ③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八《四战歌·交水》。曹无伤是西汉高祖刘邦军中左司马，密通项羽，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这里借用来隐指白文选。 ① 康熙四十二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记：“九月，李定国、刘文秀逆战可望于曲靖之三岔口，大败之。”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彭而述由湖南入云南，往返都经过该地，记云：“三岔高阜乃孙、李战场”，见《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一字孔至滇南日记》、《出滇日记》。按，一字孔即亦资孔。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十七。 ③ 胡钦华《天南逸史》。 ④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① 陈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见《明季南略》卷十四。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按，陈瀚记孙可望逃回贵阳为十月初一日，恐有误，因为九月三十日孙可望已经派人赴清接洽投降，见下文。 ① 程瀚《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 ② 《天南纪事》。 ③ 《残明纪事》。 ④ 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帖》，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① 第一档案馆藏《顺治朝揭贴》，叛逆类，第四十六号。 ②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经略五省洪承畴“为恭报招接云贵伪王率众投诚仰恳上怀事 ’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 A31—96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七九一五八○页。 ③ 同上件。又，《清世祖实录》卷十三记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随同孙可望降清的有将校一百二十余名，兵丁家口五百余名，另有内官二十二名。 ① 彭丽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② 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76号。 ③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96号。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参见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四页。 ①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页；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二—五八三页。 ②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孙渠归顺纪略》。 ③ 见上引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洪承畴揭帖。 ④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⑤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七。 ① 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为钦遣锡封大臣已到长沙谨报上闻事”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九页。 ② 方文《涂山续集》《北游草》。 ①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秦王孙可望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七六页。 ②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十一册，A31—119号。 ③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页。 ④ 沈佳《存信编》卷五。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也记载：“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取云贵，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 ①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册，第一八 ○页。 ②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④ 《永昌府文征》，诗，卷十。 ①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义王孙可望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① 魏裔介《特纠陈请之非疏》，见《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十一。魏裔介疏中所说孙可望向顺治皇帝借钱事，未见详细记载，但《明清档案》第三十二册，A32—130号为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义王孙可望揭帖残件，其可见部分为本月十八日“仰恳皇恩一疏，冒陈天听，缘本藩备沐深恩，渥养如子，……故一时昏昧，未及熟思。自入告之后，本藩即清夜思维，惶悚无地，自觉细琐之事，□□妄■天聪。今以小故而擅干上听，冒昧之罪，自知难逭。……”此必为孙可望上疏“借钱”后即遭物议，自请宽宥而上。 ② 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义王孙可望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③ 参见谈迁《北游录》，纪闻，《营债》条。顺治五年十一月清廷明谕：“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实属违禁。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即至十年不过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可知放债取利是有律可循的。 ① 《义王孙可望密奏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册，第九六七页。 ① 《行在阳秋》卷下。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亦记：“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 ②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端溪滇桂十六载纪元延统》。按，林氏记“可望亦降于三桂”有误。 ③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 ④ 按，《清圣祖实录》卷二记顺治十八年五月庚午（二十二日）“赐故义王孙可望谥恪顺。”据是年四月十九日所立之“谥恪顺义王碑文”可知实录系时有误。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九。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六，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③ 孙可望，陕西延长县人。顺治十二年八月《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中报告因擒获了孙可望派往延长家乡探望亲人的使者，清陕西四川总督金砺接兵部咨文后立即派遣员役赴延长县将孙可望亲友十六名口解赴西安、北京，意在相机招抚或挟制孙可望。乾隆二十七年《延长县志》卷九《宦绩》记孙可望为该县“李城里人”；同书卷八《封荫》记载了孙可望的父亲孙选“以子义王贵，迫封义王”；子孙征淇、征淳袭封义王等。由于孙可望降清封王，《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依据档案记载他是延长人，本不误。林毓辉为《清代人物传稿》撰《孙可望传》却轻信不可靠的野史记载，说他是“陕西米脂人”（见中华书局19 86 年版，上编，第三卷，第三四六页），疏于考证。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4:21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六节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政局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6:43 星期四) 孙可望的叛变，是南明政权内部又一次大动荡。孙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对永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交水之战和随后的扫除亲孙势力，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南明军队并没有多大损失。平定内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威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①。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定国回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②。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功罪”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无疑是欠妥的。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就历史渊源而言，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挡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作出了贡献。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伤。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①。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③。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③。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一次明显暴露。从当时形势来说，刘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永历帝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年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这说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延臣金简等上疏进谏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①这里说的二王是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刘文秀对局势的危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②。甚至连在迎接永历帝入滇和粉碎孙可望叛乱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刘文秀也受到冷遇。据记载，刘文秀追赶孙可望至贵州后，由于可望事先逃走，刘文秀就留在贵州从事善后事宜，重点是稳定内部，防止清军乘衅进犯。事情刚有头绪，李定国却向永历帝建议召回刘文秀。见面之后，永历帝本应慰劳一番，却一开口就质问孙可望是怎样逃脱的？刘文秀回奏：“彼时杀败孙可望之际，不料他走小路。臣带多兵只从大路追去。及至盘江细问，把桥兵云：不曾从此过。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从大路追下，且可望仅马上不满百人，随处有马即换，他不说大败之故，谁不应承？连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贵州，冯双礼云已去四日矣。即再发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脱。”永历帝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①朱由榔这一番话简直是语无伦次，难道在交水之战后让孙可望返回贵阳重整兵马就可以充当云南的屏障吗？刘文秀稳定贵州、四川、湖广一带功劳很大，李定国和永历帝把他和主要将领召回昆明，使刘文秀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已是重大失误，对刘文秀的乱加指责更使他心灰意懒。刘文秀的被召回，意味着被解除兵权，朝廷在晋、蜀二王之间已明显地倚重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举措又使刘文秀深为不满。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②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对定国大权独揽和处事不当表示反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以后他日趋消极，“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①。不久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都曾去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心病无药医，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②。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③刘文秀在病危之时对国家大事仍萦绕于心，所提建议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仅不赞成歧视原大西军部分兵将，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言外之意是对李定国执掌朝廷大权后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误提出了批评④。 ----------------------------------------------------------------------------- --- ① 《残明纪事》。 ② 《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 ① 沈佳《存信编》卷五。 ③ 沈佳《存信编》卷五。 ② 《明末滇南纪事》卷八《蜀王旋滇》。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② 《求野录》。 ①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 ② 据《求野录》。《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刘文秀传》；《残明纪事》；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均系于四月。《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蜀王旋滇》云“于是岁六月薨” ，误。 ③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残明纪事》、《安龙逸史》所录遗表文字较简。邓凯《求野录》记文秀遗表文字有异，云：“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猝，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靮以备�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 ④ 关于刘文秀上遗表事，还有另一种记载，四川乐至县举人邹简臣在永历朝廷任通政司右通政、赞理蜀王军务。“戊戌（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春，还行在，蜀王疾笃，表奏十二事，颇言内阁马吉翔之奸，劝上收大权，用正人。寻卒。定国、吉翔皆知为公笔，心衔之。”见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邹公易斋传》。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6:17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十八章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7:16 星期四) 第一节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孙可望的发动叛乱和兵败降清，在清廷看来无异是天赐良机，可以利用南明的内讧，一举荡平黔、滇，实现统一大业了。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的诏谕：一，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率领所部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二，任命原定驻防江宁的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南下湖南，由经略洪承畴拨给部分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北攻贵州；三，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节制的汉兵一道由湖南进攻贵州①。 1658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九日，清廷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带领大批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敕谕中明确规定“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①，这意味着赋予多尼以节制三路清军的指挥权。多尼的任命虽距三路进军的诏谕不到一个月，但实际上清廷的意图是要看进攻贵州是否顺利，再决定多尼率军南下攻取云南的日期。由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后，举措不当，不仅没有及时部署针对清方必然乘衅发起的攻势，反而为了“整顿”内部把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从而严重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现分述如下：罗托率军于二月间到达湖南常德后，即会同经略洪承畴部左标提督李本深、右标提督张勇等部官兵一万六千名进占辰州，另由偏沅巡抚袁廓宇领总兵李茹春、王平、南一魁、陈德等部官兵一万一千名由宝庆进占武冈、新宁、城步、绥宁。这月下旬到三月间，罗托、洪承畴指挥的清军已经占领湖南沅州（今芷江）、靖州②，长期在湘西同清方相持的明军全线溃败。清军趁胜追击，占领贵州镇远、黄平、平越州（今福泉）；四月，占领省会贵阳①，南明安顺巡抚冷孟饪兵败而死②。同年二月，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由陕西汉中统兵南下四川。三月初四日到达保宁（今阆中市），初七日起经南部县、西充县向南推进，十四日到达合州，一路上人烟断绝，“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吴三桂的记室（文案幕客）马玉赋诗云：“空山惟有啼鹃泪，剩屋曾无乳燕巢”，还自认“ 未足状荒凉万一”③。南明镇守重庆总兵杜子香弃城而逃，吴三桂部于四月初三日占领重庆。当时川东、川西还驻有不少南明军队，吴三桂和李国翰为了遵守清廷谕旨会攻贵州，于十三日率领主力渡过长江向南推进，为防止后路被切断，留下永宁总兵严自明和新设的重夔总兵程廷俊（原广元副将）镇守该城④。吴三桂、李国翰军取道四川綦江县于二十五日进至贵州桐梓县境的三坡、红（虹）关、石台关①，这一带山高路窄，“上则摩于九天，下则坠于重渊，人皆覆涩，马皆钉掌，节节陡险，一夫可守”。明将刘镇国带领兵员和大象扼险以守，被吴三桂军击败②。三十日，清军占领遵义，明将郭李爱等率部卒五千余名投降①。五月初三日，吴军继续南下，经息烽、扎佐到达贵阳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会师。十一日回师息烽，在开州（今贵州开阳）倒流水击败明总兵杨武部②。不久，吴三桂返驻遵义，一面休养兵马，一面招降南明官员，先后来归的有水西宣慰司安坤、西阳宣慰司冉奇镳、蔺州宣慰司奢保受、兴宁伯王兴及部下七千余人③。赵布泰军于二月初一日自武昌出发④，二十日到达湖南衡州。洪承畴拨给经略标下左路总兵张国柱部兵三千名，于三月初五日赴广西⑤，会合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兵八千余名，取道南丹州、那地州（在今广西南丹县西南），北上进入贵州境，经丰宁司（今贵州独山县地名上司），于五月间攻占独山、都匀①。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五月，清方三路大军已经实现了会师贵州的战略目标，占领了包括贵阳在内的全省大部分地方。永历朝廷虽然发动了局部的反攻，如给土司罗大顺加官都督，让他领兵于五月间收复清平（在今凯里、福泉之间）、新添卫（今贵定县）②；命张先璧部于八月间两次反攻贵阳③，都因兵力单薄，很快被清军击退。这年九月，多尼带领的增援大军由湖南进入贵州。十月初五日，在平越州（今福泉县）东南的杨老堡召开会议，洪承畴由贵阳，吴三桂由遵义，赵布泰由都匀赶来参加。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大举进攻黔西、云南。除了留下罗托和洪承畴带领部分军队暂住贵阳，镇守新定地方，料理粮饷外，中路由多尼统率由贵阳进攻安顺、安庄卫（今镇宁县）、关岭、普安入滇；北路由吴三桂率领（李国翰已于七月间病死④）攻毕节、七星关入滇；南路由赵布泰统率本部及线国安、张国柱军，并增派固山额真济席哈部一道由都匀西攻安龙、黄草坝入滇①。“十一月，信郡王至贵阳，后数日遂发；吴三桂、卓布泰亦于是日率甲士各五万行”②，从十四日起开始了针对云南的大举进攻③。清军由湖广、四川、广西三路进攻，南明军队节节败退。长期同清方相持的湘西、四川、广西防线迅速瓦解，连孙可望掌权时期已经成为后方基地的贵州省也大部分被清军占领。南明西南战局出现这样全面的恶化，李定国的举措失当是主要原因。清军的进军顺利并不是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只要把1658年（顺治十五年）同1652年（顺治九年）清廷向西南战场投入的兵力作一个对比，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清方动用的兵员并没有很大的增加，1652年清方参战的军队有由敬谨亲王尼堪统率的满洲八旗精锐进至湖南；吴三桂、李国翰部由陕西汉中推进到四川南部；广西则有定南王孔有德藩下的军队。到1658年清廷抽调的军队和用兵方向基本没有多大变化。至于统兵将领，奉命由湖南攻贵州的罗托不过是位三等镇国将军、固山额真；被任命为全军统帅的多尼（信郡王）是豫亲王多铎的儿子（袭封时十四岁，这时出任安远靖寇大将军也只有二十三岁），几乎从来没有经过战阵，这同1652年领兵大帅尼堪，多罗贝勒屯齐相比，无论在品级上还是在作战经验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二，1652年明军主帅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都亲临前线，作战胜算多于败算；清军在四川保宁战役和湖南周家铺战役（又名岔路口战役）虽侥幸得胜，由于损兵折将不敢轻举妄动，战局长期呈现对峙状态。三，1658年清军三路迅速推进时，南明军队不仅没有捕捉战机，主动迎击，而且处处呈现消极避战，清方的奏疏表明，直到三路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直趋贵州，占领省会贵阳时，都没有遇到稍具规模的抵抗。这就说明，南明战局的全面恶化同李定国的失误有密切关系：如上文指出，他不应出于猜忌把前线大将调回昆明；清军三路进军贵州的实际行动开始于二月二十五日，李定国到七月才从昆明统军入黔迎战，耽误战机长达半年；与此相关的是，在总体上南明兵力已处于劣势的时候，要打破清军合剿，只有趁三路清军相距尚远之机，集中兵力击溃其中一路，方可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马玉说：“夫前此数月，三桂驻遵义，征南将军赵布太驻独山州，信郡王在武陵（湖南常德），惟宁南靖寇大将军驻贵州。当大众未合之际，定国观望逡巡。及杨老堡订期进兵，刻日饮马昆明，定国始秉钺而出，事机已失矣。”①他作为当事人看到了明军失败的原因，但他说的“事机”已是顺治十五年五月以后，这时多尼的增援八旗兵虽未入黔，但吴三桂驻遵义，罗托驻贵阳，赵布泰驻独山、都匀，已经实现会师，扭转战局为时已晚。清军大举入黔，败讯不断传到昆明。永历朝廷经过紧张的策划后，才在七月间决定由晋王李定国秉黄钺出师①。从清方档案来看，九月到十月间，李定国的部署是首先收复省会贵阳。他自己驻于关岭，冯双礼、白文选的军队集中于安顺一带，前锋祁三升、李如碧带领兵马三十余营进抵平坝，距离贵阳已经不远了。此外，他还以永历朝廷的名义加封罗大顺为龙平伯，派他领兵再攻新添；另派使者联络原驻四川酉阳宣慰司的宁国侯王友进、荆川侯王光兴领兵由思南府攻湄潭，借以多方牵制清军②。然而，这时贵阳及其附近地区集结的满、汉清军已经相当强盛，除罗托部八旗兵坐镇贵阳外，原归经略洪承畴节制的经略标下汉军基本上都屯扎在黔东地区。李定国数路包抄贵阳的计划无从实现。接着，多尼指挥三路进兵的消息传来，李定国就完全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境地。他命冯双礼领兵扼守关岭，祁三升部驻于鸡公背，互相呼应，凭险阻击清多尼部主力③；命李成爵部驻于凉水井（在今贞丰县境）①，张先璧部驻于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县），阻击赵布泰部清军；命白文选领兵驻守毕节的战略要地七星关②，阻击吴三桂部清军。另派窦名望率部增援刘镇国，加强安庄卫的防御力量③；给罗大顺提供粮饷，让他由水西骚扰清军后方。李定国亲自统率部分军队驻于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统筹全局。十一月，清信郡王多尼指挥的主力进攻安庄卫（今镇宁县），明军迎战失利，刘镇国在城北响水桥阵亡，安庄卫失守④。多尼部清军乘胜进攻关岭。冯双礼为了集中兵力，率部由关岭移驻鸡公背，与祁三升合营。可是，数以万计的军队齐集于鸡公背山顶，粮草的运输成了难题，士兵饥不得食。当清军发动进攻时，明军士兵弃险不守，自行撤退。冯双礼、祁三升见军心不稳，也只好随军撤退。吴三桂所统清军进抵毕节，见七星关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就在向导指引下于十二月初二日由小路绕过险要，直插天生桥（今威宁县北天桥）。白文选被迫放弃七星关，率部由乌撒府（今贵州威宁县）退入云南。赵布泰带领的满汉清军进至北盘江罗炎渡口，明军沉船扼险而守。投降的土知府岑继鲁向清方献策，于夜间捞取沉船从下流十里处偷渡过江①。天亮后，扼守渡口的明军发现清军业已过江，仓皇撤退。清军在凉水井击败李成爵所部万人②，又在双河口、鲁沟③连败李定国军。李定国眼看三路堵击均告失利，特别是北线吴三桂军已经越过七星关，南线赵布泰军已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今兴义县），不仅无法阻止清军入滇，自己统率的军队也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他下令放火烧毁北盘江上的铁索桥④，由冯双礼断后，全军撤回云南。清信郡王多尼等见铁索桥已毁，命令军士砍伐竹木，编成排筏渡过盘江，在松岭击败冯双礼部，贵州全省遂落入清军之手。十二月下旬，吴三桂军由乌撒府（今贵州威宁）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今宣威县）、交水（今沾益县）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会合，迅速向昆明推进①。明军全线溃败，李定国下令放弃贵州的时候，已经估计到清军必然乘胜向云南推进，明军不可能保住昆明。十二月初九日他派使者向永历帝报告清军势大难敌，奏请“上当移跸以避清人之锋”②。永历朝廷自建立之始，有如一叶扁舟随风飘泊。移驻安龙时虽然比较稳定，但实际上是处于孙可望的挟制之下，苟且偷生。直到1656年（永历十年）移居昆明以后才过上比较安定的日子，朝廷各衙门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云南百姓从1647—1648年大西军平定全省后，生活稳定安乐。然而，好景不常，前方兵败的消息传来，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震动。李定国建议移跸，在朝诸臣对于放弃昆明以后朝廷移往何处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迁往四川，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向西逃窜。翰林院讲官刘■听四川、贵州人士说：“方今蜀中全盛，勋镇如云，而巩昌王全师遵义，若幸蜀图兴，万全之策也”①，就向永历帝面奏： “今滇云四面皆夷，车驾若幸外国，文武军吏必无一人肯从者。就使奔驰得脱，而羽毛既失，坐毙瘴乡矣。惟建昌连年丰稔，粮草山积。若假道象岭，直入嘉定，养锐以须，即或兵势猖逼嘉阳，战船、商船一刻可刷数千艘，顺流重庆，直抵夔关，十三勋闻圣驾至，必夹江上迎。乘此威灵，下捣荆襄之虚，如唾手尔！”②朱由榔认为这一方案很好，让刘■ 依据地图指明移跸途径，又派锦衣卫官丁调鼎去征求李定国的意见，定国也赞成这个方案。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回到昆明，在召对时建议：“此时移跸建昌，必经武定。但武定荒凉，必走宾州一路③，庶几粮草为便。”永历帝和晋王既已决定移蜀，当即传旨命户部尚书龚彝、工部尚书王应龙备办粮草，派广昌侯高文贵扈驾，预定于十五日启程。然而，另一部分朝臣却出于种种考虑反对移跸四川。据刘■的记载，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文安侯马吉翔同其弟马雄飞、女婿杨在秘密商议移跸事。吉翔首先说道：“上为蜀人所惑，坚移跸蜀中。若移跸蜀中，则文安之必来迎驾，此老非扶（指扶纲）、雷（指雷跃龙）之比，我安能不避贤路乎？老身若退，则衣钵又安能及贤婿乎？且入蜀，则程源等必据要津，我等内无金少宰（指金维新）之助，外无晋王之援，倘安龙附孙逆之事发，我等举家无噍类，而贤婿亦噍碍矣。”说着掉下眼泪来，杨在默然无语。马雄飞认为哥哥说得有理，事关全家前途性命，当即拍案而起道：“事已至此，莫若于今晚会金少宰，具道其坟墓亲属皆在滇中，安可去蜀？即翔、飞等交结已久，何肯远去？莫若苦劝晋王坚走永昌，事不可为，则幸缅国；若可为，返滇更易。若晋王犹豫，则说以蜀中勋镇林立，今殿下新败之余，远则袁（宗第）、郝（永忠）诸勋之穴，能保诸勋听节制乎？恢复荆襄，能保上不再封郝永忠等数亲王，以与殿下并立乎？则晋王必听之矣。”马吉翔当天晚上就去同金维新商量如何说服李定国改变主意。金维新是云南人①，长期担任李定国的幕僚，备受亲信。他本来就不愿意朝廷从自己的家乡迁走，又同镇守四川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闹过纠纷，担心转入建昌后将遭到王偏头的报复。因此，他也同意马吉翔等人的密议，对李定国施加影响①。十二月十五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同日到达安宁。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②昆明百姓知道大祸临头，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把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永历帝却以 “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③。这种妇人之仁在军事上显然是失策的，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明军在主动放弃昆明等云南迤东地区时如果按计划实行坚壁清野，清方大军云集，粮�匮乏，即便勉强立足，也难以乘胜直追。这点在清朝档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在一分奏疏里谈到入滇清军粮草“千万艰难”时说：“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蒙信郡王令职同固山额真臣宜尔德、卓罗等委户部章京同提督张勇、总兵马鹞子及府、厅各官雇觅民夫将省城内外仓米稻谷杂粮逐加盘量实数，派满汉兵丁看守，听户部章京按月支给；其宜良县米谷并委守、巡二道盘查，听征南将军委户部章京支给。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 ①可见，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竟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结果是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从各种史籍留下的迹象来看，南明永历朝廷的放弃昆明很难说是一次有组织的撤退。考虑到清军是在永历帝离开昆明之后半个多月才进入该城，永历朝廷完全有时间召集文武大臣仔细研究战守机宜。可是，事实却表明朱由榔撤离昆明时就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清朝末年在昆明五华山出土了永历皇帝的玉玺“敕命之宝”。这颗玉玺被砸成两半扔下，说明朱由榔等撤离时的慌乱匆迫①。放弃昆明以后，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②。二十日，朱由榔等从楚雄出发，二十四日到达赵州。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出昆明。金维新把自己同马吉翔商妥的意见向定国报告，李定国果然改变了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就全国形势而言，南明已日趋衰微，永历朝廷无论是向滇西边远地区撤退，还是辗转进入四川，都很难扭转危局。可以探讨的只是两个问题，一是西撤同北上入川两个方案中哪一个较为可取？另一点是应有统一部署。当时拥明抗清势力除永历帝、李定国等直接控制的云南、川西军队外，川东鄂西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清军对湘西、贵州、广西、四川大举进攻以前，这三股势力就存在相当隔阂，其中据守滇、黔、湘、桂的明军不仅是主力，而且奉为“共主” 的永历帝也驻于这一带。随着湘西、桂西和贵州的失守，清军进入云南，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统主力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兵、饷来源极为有限，同夔东、闽海抗清武装声息难通；放弃昆明一带转入四川，虽然将处于清方包围之中，但存在发展机会。特别是放弃昆明以后，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种分道扬镖之势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刘文秀同李定国不大一样，在孙可望掌权时期他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几次出征所统率的主力都是由孙可望拨给的；孙可望降清后，他安抚的军队基本上是孙可望旧部。李定国推行歧视政策，把兵将分为“晋兵”（旧兵）、“秦兵”（新兵），刘文秀实际上被看成是“秦兵 ”的代表人物。刘文秀失势后郁郁病死，他的部将对李定国更加不满。史料的欠缺使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说清其中的周折，但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即孙可望掌权时明、清双方长期相持于四川、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永历朝廷的控制区基本上是稳定的。孙可望发动内讧和兵败出逃，对南明来说在政治上影响比较大，在军事上并没有显著的削弱。清廷决定乘南明内讧三路进攻，南明军队一溃千里，可是无论是清方档案文书还是野史中都看不到双方进行过激战。可见，南明的节节败退主要原因是内部摩擦和部署不当。当时担任通政司右通政使的邹简臣所述情况是：“及大清师压境，（马）吉翔倡走缅计，公（指邹简臣）力争之。定国主吉翔议，弗听。贵州巡抚辜延泰言于公曰：‘吉翔与晋王切齿公，将诬以他故而甘心焉。公死非名，宜早为计。’是夜，定国遣人捕蜀藩旧将广平伯陈建，建夜遁，密报公。公曰：‘祸至矣！’乘夜走避之禄丰。”① 文官武将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如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清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昆明②。初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跟随的官员已经为数不多。初七日，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时，翰林刘■和吏科给事中胡显等面奏：“陛下前在云南，独出宸断幸蜀，不幸中改，径走永昌，已失中外之望，今永为天末，舍此则夷矣。外间轰传车驾又欲幸缅。缅为外国，叛服不常，就使忠顺来迎，我君臣患难之余，狼狈到彼，亦不能召号中外。况若称兵相阻，则銮舆进退何所恃耶？今中兴二字不过臣子爱君父之言，其实绝无机绪。莫若尝胆卧薪，闭关休养。外之守固关隘，内之劝课农桑，死守年余，以待天意转移。幸而苟全，四方必有勤王者。若敌兵势逼，仍当取道走蜀，犹可瓦全。”①说完，号■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刘■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罪己诏》中说：“明知祖制之不可灭裂，而力不能见之行事，遂徒托诸宣言；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以致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当路鬻爵卖官，寡廉而鲜耻。”《告上帝忏文》则云：“祖宗成宪既不知听，率由左右奸回，公然受其蒙蔽。”“惟苍天不早生圣人为中华主，使黎庶得谬推小子作亿兆君。忠孝阻壅于铨门，而臣不及赏；苞苴公行于政府，而臣不及知。”②这两件文书指责的重点放在永历帝过于信任权奸马吉翔，以致贿赂公行，丧失人心。然而，马吉翔在孙可望叛变后一度失势，转而千方百计逢迎李定国，定国不察其奸，引为知己，使其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③。刘■起草的文书婉转批评了李定国，反映了兵败前后永历朝廷内以原蜀王刘文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之臣武将对李定国的用人行政的不满。李定国也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永历帝给以降三级的名义处分，其他官员大抵降职署事。这不过是同皇帝下《罪己诏》一样收拾人心之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永历君臣退至永昌时，留巩昌王白文选守玉龙关。清吴三桂、赵布泰追“至镇南州，闻伪巩昌王白文选拥贼在玉龙关，随遣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进剿。白文选拔营先遁，我兵追及，贼复迎战，随击败之，获伪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伪总兵吕三贵，并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至永平县，贼纵火烧澜沧江之铁锁桥遁去，臣等乘夜发兵渡江，克永昌府，伪永历及李定国遁去走腾越州”①。永历朝廷得知白文选兵败，撤离永昌在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闰正月十五日②。李定国命部将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仓猝西撤。这时又有一批官员落荒而逃，如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工部尚书王应龙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任工部尚书，联明抗清后在永历朝廷内任原职，这时已经年迈，行动不便，遂对他的儿子说：“我本草莽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可靦颜求活人世乎？”言毕，自缢殉国。他的儿子哭着说：“父殉国难，子成父忠”，也跟着上吊自杀①。明庆阳王冯双礼等人在永历朝廷放弃昆明时，率部入四川建昌地区，本意是避开清军主力，转入敌后，会同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另创局面。由于李定国听信了马吉翔之流的意见，带领主力西撤，这两支明朝军队被清朝入滇军队隔断，相距愈来愈远。冯双礼部虽顺利地到达了建昌地区，却力单势孤，难以有所作为。夔东十三家的军队反攻重庆以失败告终（见下节），导致四川西南建昌等地的明朝将领丧失信心，不久就发生了狄三品的叛变降清。顺治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奏报：大兵克滇之后，伪庆阳王冯双礼同伪德安侯狄三品等遁走四川建昌卫。臣再三招徕，双礼执迷不从。狄三品等用计执之以献，并缴伪庆阳王金印一颗、大将军金印一颗、金册一副、敕一张。双礼或俘解来京，或军前正法，伏候圣裁。得旨：览王奏，计擒伪王冯双礼，具见王筹画周详，指授得宜，预伐狡谋，克奏肤功，朕心嘉悦。狄三品等遵谕效力，擒逆来献，诚悃可嘉，并敖一凤俱著从优议叙具奏。冯双礼附逆梗化，大军所至，不即投诚，窜迹入蜀，本当正法，但今既就擒，杀之无益，姑免死，昭朕好生之心，著押解来京安置。”同一天又记：“吴三桂又奏报：伪延长伯朱养恩、伪总兵龙海阳、伪副将吴宗秀等为李定国守四川嘉定州，今率众投诚，下所司察叙。”①这年六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奏报：“官兵进取川南，伪总兵杜子香及伪官等俱缴印劄投诚，叙州（今宜宾市）、马湖（在今宜宾市西，介于明叙州府与建昌卫之间），二府悉定。下所司察叙。”吴三桂又奏报：“四川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重圣及云南景东府（今云南景东）土知府陶斗等投诚”②。这些事实说明，在永历帝撤离昆明的时候，四川西南的宜宾、乐山、西昌一带都还在南明控制之下，联系到以原大顺军为主力的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战役，如果李定国只在滇西留下少量兵力会同拥明土司牵制清军，主力转入四川，与夔东明军会师的可能性相当大，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延续得更长一些。 -----------------------------------------------------------------------------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同书卷一一二记是年十月间命赵布泰驻防江宁。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八六—五八八页经略洪承畴揭帖。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四。阿尔津不久病死，见同书卷一一七。 ②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七九页。 ①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卷七《事变志·事纪》；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 ②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 ③ 马玉《征行纪略》，计六奇摘编入《明季南略》，中华书局排印本卷十五。马玉所记吴三桂军至保宁和自保宁启行日期与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揭帖、同月十五日四川巡按陈洪柱揭帖（二件均藏第一档案馆）完全一致。《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记顺治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吴三桂、李国翰奏报：“官兵败贼于合州，斩获甚多。”据随军的马玉所见，合州“俨同鬼域，盖彼此所不到也”。只是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派“轻舟”溯嘉陵江到合州江口侦探清军消息，并没有战斗。 ④ 马玉《征行纪略》。刘健《庭闻录》卷三记“三月初四日至合州”，误。 ① 《庭闻录》卷三。《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记：“贼首李定国、刘文秀遣伪将军刘正国等率贼众、象只在三坡、红关等处据险设伏以拒我兵。”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五八页说：“《播雅》云：三坡有二：一为桐梓北六十里，一在酉阳。此处当指后者。”判断失误。吴三桂军正是由重庆、綦江、桐梓南下遵义的。诸书所记以马玉《征行纪略》最为准确，他说吴军“历东溪、安稳、松坎、新站、夜郎”，前两地属綦江，后三地属桐梓。《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吴三桂奏疏中有“臣兵至桐梓”语。清方文书内提及的三坡、红关、石台关均在桐梓县境。民国十八年《桐梓县志》卷十四《军事中》云：“顺治十五年六月（当为四月）……蜀师至三坡，桐梓兵民悉溃。刘镇国拒战，大败。”同书卷六《舆地志中·山脉》记，“山坡，古称上天梯，言其险也”，距县城六十里。“山坡”即三坡，同书卷二十赵旭、李铭诗均有《三坡》诗，述其“险峻处名上天梯 ”，又名滴泪三坡，为历来两军相争要地。“红关”当作“虹关”，虹关又名酒店垇，即今桐梓县地名“酒店”，在县北一百五十里，“前连綦江界，升之若登九天，下之若降九渊”。石台关疑为石炭关之讹，桐梓县有两处名石炭关，一在东北，一“在西八十里，下有大石横江，谓之关门石，为遵（义）、桐（梓）、仁（怀）三县交界处”，见同书卷七《舆地志下·关津》，今名石关。 ② 马玉《征行纪略》。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② 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征行纪略》。《庭闻录》卷三与《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均作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梁亦英部。按，《庭闻录》卷三引吴三桂顺治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奏疏曰：“杨武原守倒水，经臣战败，至滇只领残兵二百”，降清后“ 不胜暴戾”云云，可证梁亦英之名为误记。 ③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征行纪略》及《庭闻录》卷三。明兴宁伯王兴与广东文村的绣花针王兴同名，降清原因三书记载稍有差异。 ④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八○页。 ⑤ 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偏沅巡抚袁廓宇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三 ○三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八，丰宁司误写作“抚宁州”。 ② 道光《贵阳府志》记，罗大顺于五月间“陷清平、新添。七月，洪承畴命张勇击罗大顺于新添，大顺弃城走”。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卷八《纪事》云：“七月，故明桂王都督罗大顺夜焚新添卫城，经略右标总兵张勇赴剿，大顺遁入十万溪。” ③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纪中》。一些史籍记载张先璧在顺治九年保宁战役后被孙可望杖毙，两说必有一误，待考。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固山额真侯李国翰卒。”马玉《征行纪略》亦云：七月“二十八日。定西将军墨侯以病卒于遵义。” ① 杨老堡会议见《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原文说，多尼、吴三桂、赵布泰 “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议分兵进取云南，多尼自桂（贵）阳入，三桂自遵义入，赵布泰自都匀入，订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洪承畴在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揭帖中说：他 “自贵州省城赴杨罗（当即杨老堡）迎王师会议，十月初七日回至平越府。”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四四页。 ② 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大事记中》。 ③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二二 ○页。 ① 《征行纪略》。 ① 《求野录》。 ② 见上引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洪承畴揭帖。 ③ 据宣统元年《贵州全省地舆图说》《永宁州》记：“鸡公背山，城东四十里，与关索岭对峙。”按，明代在关索岭置守御千户所，“领有鸡背堡”，鸡背堡即鸡公背，见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卷一《地理》。 ① 李成爵在《安顺府志》等书中写作“李成蛟”。凉水井在清方档案及依据档案修成的《清世祖实录》中误译为“梁瑞津”。 ② 罗英《乡征记》，收入光绪五午《毕节县志》卷十《艺文志·记》。 ③ 见上引《安顺府志》。 ④ 民国《镇宁县志》卷一《前事志》，卷二《营建志·桥梁》记，击败刘镇国军的是多尼部将白尔赫图布叶锡；响水桥后来改名为化龙桥。 ① 据宣统元年贵州调查局印行的《贵州全省地舆图说》，罗炎在贞丰州境内，有镇、递铺，为北盘江渡口之一。 ② 咸丰《安顺府志》卷三十一《信郡王传》中说“卓布泰亦斩李成爵于罗炎河”。《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仅云击败“伪伯李成爵”于梁瑞津（凉水井）。 ③ 据民国《兴仁县补志》卷首兴仁县略图，鲁沟在安龙县北面，宣统《贵州全省地舆图说》标于兴义县北；1986年版《贵州省地图集》第八十一页，凉水井、鲁贡均在今贞丰县境内，鲁贡当即鲁沟。在清方文书如《八旗通志》卷一四一《赵布泰传》，卷二二二《迈图传》中写作“鲁噶”；卷二二三《布尔哈传》写作“芦噶”；卷二二四《库尼雅传》、《尹塔锡传》、《简泰传》则写作“鲁冈”；《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三更写作“陆格”。 ④ 铁索桥在永宁州之西、普安州安南县之东，是由黔“入滇要道”，见咸丰《安顺府志》卷四十六李肇基《盘江考》；卷四十七卞三元《重修盘江铁索桥碑记》。 ① 咸丰《安顺府志》卷三十一《名宦·信郡王传》记三路清军会于罗平。马玉《征行纪略》云：吴三桂领军“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将军于板桥。”板桥在罗平县东偏北。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记，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我师三路会于曲靖”；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卷二《沿革》所记相同。按，曲靖与罗平接境，三路大军会合于这一地区应属情理当中，但三将会面地点当以马玉所记板桥为准。 ② 刘■《狩缅纪事》。 ① 《狩缅纪事》。按，当时巩昌王白文选已经退入云南，但在四川的南明军队确实为数尚多。 ② 刘■《狩缅纪事》。 ③ 按，宾州在广西；宾川州在云南，属大理府。《狩缅纪事》所记必为宾川州，传抄时脱落一字。 ① 金维新原为李定国记室。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第一三八页云：“近人李根源《曲石诗录》谓‘金公趾，名维新’，不知何据。”按，《求野录》记“督理晋王李定国之军事者为金维新，秩左都御史”。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永历十一年二月“以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刘健《庭闻录》卷三记，李定国“为人勇敢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动，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时时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定国大感悟。”《行在阳秋》记撤离昆明时“晋府中书金公祉，云南人，极言入蜀不利”。可见金维新即金公趾。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卷十一内记载他在崇祯十一年游滇时曾经在昆明会见金公趾，“金公趾名初麟，字颇肖董宗伯（其昌），风流公子也。……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金公趾既擅长书法，好交游，在明季又被革去生员，大西军入滇后充当李定国记室极为可能。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时清师三路会于曲靖。朝议犹莫知适从。有陈建者，举蜀王遗表请入蜀。马吉翔恐蜀将夺其权，力沮之。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急则退守阿瓦、太公诸城，缓则据大理两关，犹不失为蒙段。上可其议。”这段话说明包括沐天波在内的云南人士大抵是主张西迁的。 ② 《安龙逸史》卷下。 ③ 《明末滇南纪略》卷八《西走缅甸》记：“晋王于十二月十六日回至省城，与巩昌王等议，欲烧仓廒朝堂府署，惟留一空城。晋王云：我等到云南十余年，也作践百姓勾了，若不留下仓粮，深为民累。于是不烧仓廒官署，腾城而去。”《安龙逸史》卷下云：“时秋粮已征贮，定国谕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或曰：上谕晋王，令勿烧毁也。”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李定国同意当系事实。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九页，经略洪承畴“为云贵兵饷中断，十分紧急 ”事揭帖。另外，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洪承畴揭帖中对“贵州米谷甚难”，不足以供应驻贵州清军粮草的情况有详细报告；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抚高民瞻报告四川 “千里荒烟”，“一切粮饷俱从秦省略阳运发入川”（均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这都证明了清朝重兵入滇后，如果不是得到明方留下的大批粮食，极难立足，更谈不上追击。 ① 永历“敕命之宝”现藏云南省博物馆，为暗绿色玉制，中断为二，虽经粘合，仍稍有残缺。这个玉玺曾有人怀疑为吴三桂伪周时期所造，经前辈学者核对永历敕命文书所钤印文，“尺度字形，不差毫黍”，证明是永历遗物，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三册，第一二四二页。按，永历在位时间较长，所造不同用途的国玺应当有多种。方国瑜先生述及此“敕命之宝”时附带提到朱由榔流落缅甸后，囊空若洗，群臣索俸，愤而将黄金制成之“皇帝之宝”錾碎分给（方先生误书为“皇帝之宝玉玺”，实为金制）。估计当时未必没有玉制国玺，只是玉玺砸碎不值钱罢了。现存永历三年五月永历朝廷颁给左都御史袁彭年诰命绢本原件，上钤“制敕之宝”，永历国玺可考者至少有三种。 ② 刘■《狩缅纪事》。 ① 道光《乐至县志》卷十四，人物，明按察司佥事宿士敏作《邹公易斋传》。参见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卷十二，《邹简臣传》。 ② 刘健《庭闻录》卷三。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云：“职先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具有云南省城已报平服，防剿官兵亟应预计等事一疏。……”二月初二日他奉信郡王令谕亲赴滇中，“职于今二月十六日自贵州省城起行，亲赴云南，以候信郡王臣商酌料理”。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四八页。 ① 刘■《狩缅纪事》。 ② 刘■《狩缅纪事》。 ③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云：永历十一年“二月，复以马吉翔兼内阁。吉翔素党可望，知不为朝议所容。时吏部侍郎金维新、兵部侍郎龚铭，方见重于定国，遂谄事之。二人言于定国，得奏请，即令入阁办事。”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② 刘■《狩缅纪事》。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按，同书卷一二七记，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授伪德安侯狄三品为抒诚侯，伪总兵冯万保为都督同知，以擒伪王冯双礼来献故也”。但狄三品实际官职仅为云南广罗镇总兵，康熙元年病卒，同年九月其子狄从仁降袭抒诚伯，见《清圣祖实录》卷六与卷七。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六。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6:33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节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7:37 星期四) 当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等人为挽救危局，奏请永历帝派了五名太监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让他们火速抽兵西上，进攻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负责联络川东各支抗清力量的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当即组织忠州、万县、梁山地区的涪侯谭文、仁寿侯谭诣、新津侯谭弘（即所谓“三谭”）与驻守巫山、兴山一带的原大顺军余部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马腾云、塔天宝等抽调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川东各明军将领知道形势紧急，都同意出兵反攻重庆。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七月三谭和刘体纯等部明军曾一度进攻重庆①。清吴三桂带领的军队当时正推进至遵义（明代遵义属四川省，清朝划归贵州），他惟恐后路被截断，粮饷不继，率领主力赶回重庆防守②。川东明军由于兵力不足，被吴三桂军击败③。十月，吴三桂部继续南下贵州。十一月，川东明军再次西攻重庆。这次战役事先作了通盘的安排：由太监潘应龙联络三谭和“十三家”（指原大顺军余部）的水师乘船进发；督师阁部文安之亲自统领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贺珍、马腾云等全营主力沿长江两岸陆路前进 ④。十二月初二日，谭文和镇北将军牟胜所部七千人乘船一百五十八艘先行到达重庆城下，分三股进攻该城：一路攻朝天门，一路攻临江门、千厮门，一路攻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清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据城顽抗。战至十二月十三日，谭诣率领所部和“十三家流贼伪总兵”袁尽孝部水师六七千人乘船一百三十艘赶到重庆城下①。清四川巡抚高民瞻见明军势大，吓得弃城而逃②。十五日，双方仍在激战之中，明军突然发生内变，谭诣把谭文刺杀，率部降清，导致战役全局逆转。据清方文书记载，内变的原因是“谭诣久有归顺之心，苦为文所胁制，故行止不得自由”③。谭文从十二月初二日进攻重庆起，同清军激战了十二天，谭诣才率部前来，到达重庆城下后又不肯出头厮杀。谭文、牟胜见他形迹可疑，进行诘问。谭诣心中有鬼，即于十五日晚抢先下手刺杀谭文，随即派总兵冯景明到临江门下喊话，进城向清朝官员联系投降事宜。当时，重庆城里的清军不多，求救的“羽书迭告”。清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在十二月初九日接到重庆危急的报告，十一月从保宁领援军起程，直到重庆解围，援军还只行至合川。正是在川东明军源源到达，而增援清军尚在途中时，重庆已危如累卵，忽然得到这一意外消息，有如喜从天降。清军守将重赏来使后，马上派人随同前往谭诣营中验视，证实谭文果然被杀。立即同谭诣约定乘其他明军尚未得知真相之机，于次日“协力剿杀”。十六日，清军出城迎战，谭诣也率部突然反戈相向，谭文的部众和袁尽孝所统水师措手不及，“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 ①。明军水师大败顺流东撤，清军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渝。十七日，谭弘在谭诣引导下向清军投降。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清廷封谭诣为向化侯、谭弘为慕义侯②。由陆路进发的明军行至丰都县时，传来了水师发生重大变故的消息，文安之等人知道攻克重庆的目标已经难于实现，被迫回师东撤③。这样，不仅永历帝和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借以拖住由川入黔清军后腿的计划化作泡影，而且忠州、万县地区也沦入清方之手。双方的距离更加遥远，呼应不灵，完全谈不上配合作战了。夔东明军进攻重庆之役虽由于谭诣、谭弘叛变致败，然而这一战役本身就说明夔东十三家大多数将领是坚决抗清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这支重要的抗清武装在南明朝廷内几乎一直遭到歧视和排挤，早在隆武时期何腾蛟、章旷等人控制着湖南全境时，就在驻地粮饷上对其多方进行刁难，后来在永历朝廷内又受到瞿式耜、陈邦傅、李元胤等人的倾轧。孙可望掌权时，也从来没有对其提供后勤支援，把这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放在关键位置上。只有堵胤锡和刘文秀胸怀全局，主张重用十三家共图复明大业，但是他们自己就不得志，空言无补。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定国受马吉翔等人挑唆，没有采纳刘文秀遗表中的建议由滇入川，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作为永历朝廷后期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只想利用夔东明军进攻重庆减轻云、贵压力，却未能想到以主力出川，同十三家会师。如果定国主力由建昌、宜宾、乐山向重庆推进，谭诣、谭弘叛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西南两大系统的明军会合后兵力还相当强，整个战局的演变将会有所改观。 ----------------------------------------------------------------------------- --- ① 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四册，A34—123号。 ②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③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四川总督李国英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清世祖实录》卷一二○记，顺治十五年八月丙寅朔丙子日“平西王吴三桂奏报：贼寇薄重庆城，我军炮击贼船，伤死甚多，贼众败遁”。 ④ 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揭帖中没有提到郝永忠、李来亨、王光兴等部，估计是让他们留守夔东基地，以防止湖广清军乘虚来袭。 ① 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渝围已解，谨汇报情形，仰祈睿鉴事 ”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五八一九六一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记载，四川巡抚“高民瞻在重庆时，会夔门诸逆狂逞犯城，竟弃城逃遁，赖大兵救援始解”。同书卷一三八又记：“民瞻在重庆，值夔门诸逆犯城，民瞻弃城逃遁。”顺治十七年七月查实，得旨革职。 ③ 上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又，谭诣自称他在顺治七年、九年、十五年先后三次暗中派人向清方接洽投降。文安之部署水陆大举进攻重庆后，他又到万县同谭弘密商归附清朝，并派使者赴保宁通报军情，见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谭诣揭帖。 ① 前引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李国英揭帖。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 ③ 前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向化侯谭诣揭帖。按，谭诣自称他耽心陆路明军知道消息，自己星夜放舟赶到丰都杀败“诸贼”，一直追到万县。这显然是夸功之辞。明军水师战败后东撤的残余水兵必然向陆师报告情况，文安之和领兵大将在基本失去水师战船的情况下，只有决定退兵。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6:49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三节磨盘山战役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8:30 星期四) 1659年（顺治十六年）二月（明大统历闰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这里是明朝西南边境，山高路险，“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①。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谷中，约曰：敌尽入，初伏乃发；然地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①。埋伏的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②。部署已定，清满汉军队在吴三桂等率领下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伏击区。正在这一决定胜负之际，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③，把定国设下埋伏的机密报告吴三桂。三桂大惊，立刻下令已进入二伏的清军前锋后撤，向路旁草木丛中搜杀伏兵。明兵因为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伤亡很大。窦名望迫不得已下令鸣炮出战；二伏、三伏军从也应声鸣炮，冲入敌军，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清将固山额真沙里布等④被击毙，明将窦名望等也战死①。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听见号炮次序不对，知道情况有变化，派后军增援，终于击败吴三桂所统来追清军。但因兵将损失严重，决定离开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令定朔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卒，自己率领主力前往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之勐定街，他书多讹作孟艮②。）卢桂生叛变告密使李定国部署的磨盘山战役未能取得预定效果。卢因在关键时刻有“功”，被清朝赏给云南临元兵备道的官职③。磨盘山战役是李定国统率明军给予占有明显优势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清廷因损兵折将，大为恼怒，经诸王、大臣会议后于顺治十七年六月惩罚统兵将领；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二千两，都统济席哈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莽古图、傅喀、克星格也受到处分，征南将军赵布泰革职为民。①从清廷对三军主帅的处分情况来看，磨盘山之役战斗十分激烈，清军的伤亡肯定相当大。李定国在兵势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追剿清军在进抵永昌、腾越、南甸土司一带之后，由于粮草难于接应，在这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前后撤回省会昆明②。当时，南明军队为数尚多，分别退到边境地区。据清经略洪承畴疏报：除了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贵、靳统武、杨武、梁杰、吴子圣、吴三省、郭尚贤、王国勋等在云南迤西边境地区外，还有广国公贺九义带领伯、将军、总兵李承爵、雷朝圣、黄元才、王三才、张国用、赵得胜、杨成、彭应伯、何起龙、阎惟龙等部从临安府撤至“沅江府边外（当为元江府）”；“又有伪将军都督邹自贵、马得鸣等领残贼奔逃于顺宁府边外；再有伪伯李如碧等领残贼奔逃于云龙州边外；又伪伯廖鱼等领残贼奔逃于澜沧边外；又伪国公马宝、马惟兴、刘镇国、高启隆等领残贼奔逃于丽江边外。是云南迤西及迤东接界俱所在有贼，所在需兵，先事防备，临时进剿，实为今日至急要著”①。只是由于明军撤退时似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兵将虽多，却陷入一片混乱当中，指挥系统失灵，难以集中兵力对入滇清军展开有效的反击。 ----------------------------------------------------------------------------- --- ① 刘健《庭闻录》卷三。 ① 《残明纪事》。刘健《庭闻录》作：“俟敌至三伏，山巅举炮，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似更合乎情理。 ②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 ③ 《残明纪事》记卢桂生为定国中书。 ④ 沙里布为多尼部将，蒙古镶白旗固山额真。同时被击毙者尚有阿达哈哈番珲津（见《八旗通志》卷一七○《沙理布传》、《清史稿》卷二二九，珲津、沙尔布传。按，沙尔布即沙里布的另一译音）。《清史稿·珲津传》作：“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师渡潞江，明将李定国为伏磨盘山。师至，破其栅，珲津与固山额真沙尔布率众深入，伏起，遂战死，谥壮勤。”沙尔布传云：“明年，与珲津同战死，谥襄壮。”征南将军赵布泰的侄儿多婆罗也被击毙，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七。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记：“名望为流矢中目，自刎死。”明将在磨盘山战役中牺牲者除窦名望外，诸书记载颇有分歧，如《庭闻录》记王国玺为王玺亦与名望同时阵亡，然刘 ■《狩缅纪事》记他自己和王国玺一道在庚子（顺治十七年）正月被叛将杨武所俘，三月解至昆明。 ② 《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传》作孟定土府；刘健《庭闻录》也说：“定国遂收余兵走孟定。”郭影秋著《李定国纪年》第一七二页认为《逸史》所记可靠。 ③ 雍正九年《建水县志》卷三《兵防》记：卢桂生，字月仙，四川垫江县人，选贡，顺治年间任整饬临元兵备道。道光二十七年《澂江府志》卷八《秩官》记卢桂生于顺治十七年任临元道，又云任迤东道。刘健《庭闻录》记卢桂生初降时任清大理府知府。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七。 ②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九五一五九六页，其中云：“三路追贼大兵皆以云南迤西无粮，不能久驻。今信郡王大兵俱驻于云南省城及近州近所；平西王臣大兵分驻于省城西北之富民、罗次二县，仅离百里；征南将军臣大兵驻劄省城东南之宜良县，离省城仅一百二十里，各行歇喂。” ① 见前引洪承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九五页。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5:07:05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十九章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3:18:56 星期四) 第一节长江之役的战略部署 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这年五月，中提督甘辉统领前军乘船进至沙埕；二十七日在桐山（今福建省福鼎县，与浙江省接境）一带征粮。郑成功亲自带领的主力也到达距沙埕三十里的岑屿。六月初十日起，张煌言、甘辉、马信等集中兵力进攻温州府属的瑞安县城。清方报告郑军“联■数千，甲兵数万，分道突犯，密布帐房，扎营绵亘四十余里，烟火蔽天。此番大举非比寻常登犯，且贼■横截飞云江口（飞云江流经瑞安县城西南入海），援兵莫渡，平（指平阳县，在飞云江之南）、瑞（安）二县声息不闻。又复水陆并进，窥伺郡城（指温州）。我兵首尾牵制，万分危迫”①。清政府除集中浙江驻守军加强防御外，还从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抽调兵马增援。郑军在温州地区征集粮饷后，即移舟北上，准备入长江，攻取南京。八月初九日，郑成功统领大批兵马乘船由浙江舟山进抵羊山（今大洋山，属崎岖群岛）。这里是“海道必由之路”，“南至定海，北至吴淞，皆一潮可到，盖江、浙之交界也”② 。此行的目的正如郑成功所说：“我提师望复神京，以为社稷。”③初十日中午，成功召集各提督商讨进兵机宜。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陡然之间乌云滚天，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波涛汹涌，郑军舟船对面亦不相见，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翻沉损坏的很多。郑成功的六位妃嫔，第二、第三、第五个儿子都被淹死④，兵将、船艘、器械损失巨大。郑成功遭到这一意外打击，说：“今船只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 ①八月十四日，他督师回到舟山进行整顿。由于该岛一片荒芜，大军难以久留，九月初，郑军船只分三帮经舟山群岛与镇海县之间的海峡南下。这次动员的兵力据清方档案记载至少有船舶一千余艘，陈应泰揭帖中竟说有“五千余艘”②，留守金、厦一带的兵力自然比较单薄。“重兵劲卒尽数而出，所余留守老巢者虽有三镇、五镇之众，不过老弱病养并在其中。”清福建提督马得功乘机出兵于六月初四日攻占了泉州附近的郑军基地白沙（即郑鸿逵归隐地）③。郑军中一些清方投降过来的北方兵将不习惯海上军旅生活，被羊山飓风吓坏了，纷纷逃走。郑成功一面整顿队伍，制造器械，修补船舰，筹集粮饷，准备明年再举；一面在南返途中攻克台州、海门卫、黄岩县、磐石卫、乐清县等浙江沿海要地。大致来说，在第一次北征受挫到次年五月入吴淞口进攻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郑军主力一直驻于浙江沿海一带，成功本人也往来于磐石卫、沙关（今浙江、福建交界处之沙埕）二地。到1659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二月二十日④，郑成功由沙关来到磐石卫，下令各提督、统领、总镇“速办船只，催完饷务，限三月内齐到磐石卫听令”⑤，着手部署长江战役。这次准备进军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加强了金、厦基地的防务，二是命令将士携带家眷随军行动。先说第一点，郑成功吸取了上年北征时清军趁虚攻陷白沙的教训，留守金门、厦门等地的兵力显然有所加强。这年八月清福建总督李率泰向朝廷报告：今逆孽虽犯江宁，而厦门各岛乃其巢穴，近据各汛报称，有伪提督黄廷等领兵数千留守厦门，尚有多贼分布各汛港口，浯州则有伪前镇戴捷，■州则有伪仁武镇康邦彦，把守海澄港口海沧等处则有伪礼武镇林顺，泉州港口蜂尾等处则有伪中镇黄昌，游移高崎地方乃系伪援剿右镇吴胜，铜山更有伪护卫右镇黄元同伪忠匡伯张进，南澳则有伪忠勇侯陈豹，定海则有伪五军都督陈尧策等。或一伪镇领兵千余名，驾船数百只，或扼守各港要区，或往来沿海窥探。无时不图登掠，无汛不用堤防……①。这对于保证后方基地安全和牵制福建清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点，郑成功用兵历来把将士的家属安置于比较安全的地方，拨兵保护；这次却“传谕官兵搬眷随征。谕云：官兵远征，不无内顾；携眷偕行，自然乐从。本藩统领大师，北伐丑虏，肃靖中原，以建大业。虑各勋镇将领官兵，永镇之时有为家之念，已经着兵、户官拨赶缯船配载各眷；各令有眷官兵照依派船载来，暂住林门，候令随行”②。他还特地指派忠靖伯陈辉、宣毅前镇陈泽领水师一镇保护女眷船只，随军行动。据记载，“时官兵俱各欣悦”，只是苦了晕船的太太小姐们，“颇有怨言”①。古语有云：“军中有妇，士气不扬”②，郑成功当然不会轻易违反这个军事原则。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认定攻克南京、收取江南有必胜的把握，命令中用了“永镇”字样就是个证据。这无疑犯了轻敌的错误。徐孚远作《北伐命偏裨皆携室行因歌之》诗云：浪激风帆高入云，相看一半石榴裙。箫声宛转鼓声起，江左人称娘子军。长江铁锁一时开，旌旆飞扬羯鼓催。既喜将军挥羽入，更看素女舞霓来。挥戈筑垒雨花台，左狎夫人右酒杯。笑指金陵佳丽地，只愁难带荔枝来③。徐孚远的诗对郑成功决定命将士携眷属随军作了巧妙的讽刺。从明、清两代战史来看，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规定将领出征不得携带家眷，这固然有扣留妻子为人质，防止将领叛变的意图，但对于将士在前线作战时无旁顾之忧显然起了积极作用。清朝制度也颇为类似，刘献廷记载，“清制：惟王行师可携妇人，贝勒、贝子、公皆有定数；公以下不得有”④。郑成功决策的失误，对于进入长江之后郑军不愿舍舟陆行，南京城下战败后匆促撤出长江显然都有密切关系。郑成功1659年的大举进攻南京，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清军主力除留守北京以外，已开赴云贵一带，驻防南京一带的兵力非常薄弱，其中满族军队只是昂邦章京喀喀木带领的一支小队伍；二，他从内地复明志士魏耕等人提供的消息中得知江南各地汉族官绅士民反清的潜在势力还相当大，判断以优势兵力大举展开长江战役，必将收到远近来归的效果；三，江南是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之地，又是全国的腹心之区，一旦夺得该地，不仅将使明、清在经济实力上发生逆转，而且攻克南京之后趁势收取长江中下游，将造成清朝统治区南北隔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四，朱元璋是以南京为基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南京在明代先后是京师和留都，尽管清朝在顺治二年将其改为江宁府，但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这里仍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因此，在郑成功等人看来，攻下南京，收取长江中下游各地，复兴大业将由出没海岛之间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大为改观。这就是郑成功等人发动长江战役的基本战略意图。 ----------------------------------------------------------------------------- --- ① 顺治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一—四二四页。疏中叙述郑成功进攻温州，“率伪镇张、甘、把、马诸逆”，当即张煌言，甘辉、把成功、马信，但把成功五月十四日出师时已患病，行至沙埕病重，不能乘船，移在岸上养病，六月二十三日病死于沙埕，见顺治十六年六月两广总督李栖凤揭帖报俘获把成功子把仁龄口供，《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三—四五四页。可见，把成功部军队参加了温州府战役，他本人不在军中。 ② 《观海指掌图》。 ③ 杨英《先王实录》。 ④ 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候代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中报告据被俘郑军供称：“前被飓风，国姓淹死亲子三个，内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又淹死老婆三个。”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三○页。杨英《先王实录》写作“六位妃嫔”，按明制延平王正妻可称妃，时成功妻董氏不在军中，杨英称其妾为“妃嫔”，显为僭越。 ① 《先王实录》。 ② 见前引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陈应泰揭帖。 ③ 顺治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五页。 ④ 按，明大统历闰正月，清时宪历闰三月，此处系明历。 ⑤ 杨英《先王实录》。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六一页。 ② 《先王实录》。 ① 《先王实录》。 ② 参见《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 ③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二十。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条。按，清王公出师时所携妇人亦非正妻。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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