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CLQ工作室

热门搜索：

您的位置：首页 >> 军事文摘 >> 军事文摘 >> 主题: 《南明史》

标题	《南明史》
clq	2006-3-5 14:28:59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四节圈地和“投充”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6:17 星期四) 清初的圈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的。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了自身私利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②，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③。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①。话说得冠冕堂皇，既然以掠夺为目的，“均平”就只能是一句政治谎言。同年六月顺天巡按傅景星在奏疏中说：“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硷薄屯地。”②十一月，通州乡民郝通贤等三十人联名上奏：“去年十二月奉旨分地东兵圈种，约去三千余顷。虽有拨补，率皆名偿实无，更■赔纳租赋。… …忽今月初四日，有差艾大人将通地尽圈牧马，计通地不过五千余顷，前圈种三千余顷，兹再圈二千四百余顷，而通地尽圈，而通民无地播种矣。”③ 史籍中对圈地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灾难留下了许多记载，以河北雄县为例，“凡圈民地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式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六晌，晌六亩。……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乌瞻靡止，惟所骇散向南，多道殣也。常岁圈内间有纡莱，计亩请于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择他沃壤以偿。是以歧路尽鸠鹄，中泽少雁鸿矣。雄其虚存版籍哉！……圈则倍占，退仅虚名，以致丁男流离，城郭为空”。④康熙《庆都县志》也有类似描写：“国初，鼎革之初，圈占民间地土以界从龙之众，诚为敦本固圉之至计也。其被圈之地拨附近军地补还。无如奉行者草率从事，止提簿上之地，希完拨补之局，遂使良法美意不获实及。是被占者不毙于圈占，而毙于拨补也。即如庆邑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其簿上四至竟有以鸡、犬、驴、羊、春分、秋水种种不堪字样填写塞责。地既难于认种，不得不照簿议租，取归本县纳粮。”① 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还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沃地就多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②。由于汉族官员以圈地上亏国课、下病民生，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实际上欲壑难填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自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了方便之门。投充旗下为奴本来的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之业，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乃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听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③这在生产关系上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了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了。何况自愿投充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满洲威逼投充” ，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村庄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①。特别是出现了大批带地投充者。带地投充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地主或有地农民希冀投入旗下后可以免除赋役，即如《怀柔县志》所载：“按怀邑地亩自旗圈之后，所余民地无几。奸黠者又将民地投入旗下，名曰带地投充。其始不过借旗名色希免征徭，其他仍系本人为业。厥后所投之主竟为己业，或将其地另卖，或收其家口另派庄头。向之田连阡陌者，今无立锥，虽悔憾而无及矣。”②另一种是当地恶棍为虎作伥，凭空捏指他家人口、田地一齐投充旗下；旗人利在得产，不容分辨，把许多不在圈占范围之内的汉民连地带口强行鲸吞。顺治三年四月，御史苏京奏言：“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祈敕部严禁滥投。”③次年三月，清廷“谕户部：前令汉人投充满洲者，诚恐贫穷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寒，流为盗贼，故谕愿投充满洲以资糊口者听。近闻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甚至投充满洲之后，横行乡里，抗拒官府，大非轸恤穷民初意。自今以后，投充一事，着永行停止”。④这道谕旨不过是搪塞反对意见的一纸空文，因为最热衷于接受带地投充的正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权贵。多尔衮本人收纳的投充人数已足定额，又以他的儿子多尔博的名义接受投充六百八十余名，“尽皆带有房地富厚之家”①。顺治十二年正月，左都御史屠赖等奏言：“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莫此为甚。”②直到清中期乾隆四年还下令“禁止汉人带地投充旗下为奴，违者治罪”③，可见持续时间之长。满洲贵族、官兵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掠夺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④；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⑤ ；东安县更是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⑥。清初诗人方文有诗云：“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⑦，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满洲八旗人员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⑧ ，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既便于管辖庄园内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箝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满洲贵族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 ---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③ 史惇《恸余杂记》《圈田》条。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四。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③ 原奏本影印件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36页。 ④ 康熙十年《雄县志》卷上；又见姚文燮《无异堂文集》卷七《圈占记》。 ① 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二。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 ③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谕中明确地说：“投充者，奴隶也” ，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三○页《列款上闻残本》。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② 康熙四十年《怀柔县新志》卷四《赋役·地亩》。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③ 《东华录缀言》，见《佳梦轩丛著》。 ④ 康熙十一年《遵化州志》卷四《田赋》。 ⑤ 康熙四十三年《蓟州志》卷三。 ⑥ 康熙十二年《东安县志》卷四《赋役》。 ⑦ 方文《嵞山续集》《北游草》。 ⑧ 康熙三十一年《光州志》卷十一《艺人》上，胡延年《冥击记》。该文还说：“从龙者不自治其地，委臧获经理之，谓之庄头。是庄头者凭借宠灵，莫敢谁何。于是贫而黠者、厚资而敛怨者、巨憝元恶贯盈而惧诛者，皆蝇营附入之，择人而食，无宁日也。”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29:16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五节严酷的缉捕逃人法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6:37 星期四) 缉捕逃人是清初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维护满洲利益却顽固地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逃人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仅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①；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再次深入畿辅、山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②。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过程中又掠得大批人口③，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逼为奴的人数激增，满洲八旗贵族和兵丁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侵占的庄园和家内劳动都是以落后的奴隶制强迫旗下奴仆承种、服役。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①，康熙帝也说：“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② 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③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 “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④。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劳动力，满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由满洲贵族制定的缉捕逃人条例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新朝立法重逃人，窝隐之家祸切身”⑤。汉族官僚以立法不公平连篇累牍地上疏争执，逃人法屡次变更。大致而言，奴仆一次、二次逃亡处以鞭笞后发回原主，三次逃亡处以绞刑；收留逃人的窝主则由处斩籍没“减为鞭笞”，不久又从重处治，“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 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①；后来因为逃亡者有增无已，在满洲贵族纷纷告讦下又严惩窝藏，“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②。到顺治十四年已出现“历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顺治皇帝也觉“于心不忍”，再次放宽为“将窝逃之人，面上刺窝逃字样，并家产人口发旗下穷兵为奴”③。缉捕逃人法的屡经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日益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所体现。清朝最高统治者当然总是偏向满洲的，他们多次惩办就逃人问题上疏陈言的汉族官员，斥责汉官“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厥所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④这无异是说，在清朝统治下满人依靠“驱使”汉人来“养生”是理所当然的，汉族百姓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满人就苦不堪言了，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清廷为了维护这种极其野蛮落后的奴隶制，不惜堵塞言路。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谕告群臣：“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⑤十二年三月，顺治皇帝又“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①。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惟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桚者桚，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② 历代君主往往颁发教训百姓的谕旨若干条，作为他们奉公守法的行为准则。清朝初年这种煌煌谕旨中就专列了一条“戒窝逃以免株连”。康熙初山东莱芜知县叶方恒召集绅民宣讲道：上谕说：“戒窝逃以免株连。”本县如今说这窝逃。山左（即山东）当时屡经残破，俘获的比别处独多；后来又有投充，又有鬻身，又有拐卖，甚至有拉铁橛的，顶冒逃人名姓，种种变幻，不可枚举。总之，逃人的路数愈宽，那窝逃的陷阶愈密。正如鼎镬在前，豺虎在后，须是时时吊胆，刻刻惊心，思量那窝隐之害。常为了一个逃人拖累你们数十个纳粮当差替朝廷种田种地的好百姓在内，岂不可痛可惜。……但目今功令森严，一为了逃人就是你父子夫妻都也不能照顾，何苦为了一人坑害一家老小的性命。本县还有句唤醒你们的实话，如今旗下也都宽大了，要那逃人回去，不过使唤，不过发到屯子里种地，有甚难过日子，你今逃出来担惊受恐，虑人稽查，东村住住，西村住住，流来流去，没一日安稳居停，还要逃到隔属雇短工、做乞丐，藏头露尾，终久被人拿了，甚合不着。不如回心转意，投奔旧主，若能小心服役主子，自然欢喜加厚于你。①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顺治六年（1649）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统兵南征广东，由于他的军中收留了旗下逃人被察觉，在江西吉安府境畏罪自杀。②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竟被一律处死，家产全部抄没。③耿仲明、郭肇基贵为王爷和方面大员，但他们毕竟是汉人，隐匿逃人直接触犯了满族的利益，就难免一死。到顺治十年因春夏久旱，“农民失业”，清帝下诏修省，兵部左侍郎卫周胤遵谕陈言，云“多宽逃人一次，多累百姓数家”，建议放宽隐匿逃人之罪，特别是“缙绅生儒，或不知情，偶有误犯，以身系朝廷在官之人，与平民又似当有分别”。经兵部会商，提出缙绅（包括现任官和闲任官）、举人、监贡生若犯有隐匿罪从轻改为降级、革职、革去功名和罚银给逃人之主。奉旨依议。汉族绅衿才免遭刑戮或给主为奴①，但齐民不在此例。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② 。魏裔介作《哀流民歌》云：“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③地方官府和居民慑于逃人法，一味驱赶；流民走投无路，往往被迫揭竿而起。如龚鼎孳所说：“畿辅之民圈占以后，田庐荡然。年来水涝频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而有司奉行未善，使流徙者竟无所归。… …今闻山东一带流民复千百成群，携男挈女，蚁聚河干，望救无门，逃生无路。当此严风密霰，坠指裂肤之时，此辈衣不掩胫，食不充腹，流离沟壑。……万一愚冥无知，不肯束手就毙，一旦良民化而为乱民，即发兵剿除亦非难事，而使数万生灵顿作刀头之鬼，究其所自，亦止是无衣无食，茫无投奔之百姓耳。”④魏裔介也在疏中说：“往昔墨勒根王（多尔衮）之时，隐匿逃人，其法甚严。凡有犯者，家长坐斩。尔时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⑤ -----------------------------------------------------------------------------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五。 ②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③ 例如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① 《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传》。 ②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十三、一百九。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④ 顺治十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刘昌等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第八十—八十一页。 ⑤ 杨苞《桐川纪事》，康熙乙巳刊本。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七。 ④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⑤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② 素心室主人编次《南沙枕秘四种》，见《明清资料钞》第二册。 ① 康熙《莱芜县志》卷十《艺文志》，《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知县叶方恒传集绅袍士民乡约人等宣讲本年十月初九日钦奉上谕》。叶方恒在讲辞中说到他自己从康熙八年二月到九年三月在莱芜和泰安就拿解过逃人四十七起。按，顺治十二年陷害顾炎武的就是这个人。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九。 ① 《兵言》，顺治年间刻本。按，卫周胤遵谕上疏在顺治十年四月十四日，十六日奉旨着兵部议奏。《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于四月十七日下记因亢旱求言，日期有误。《清史列传》卷七十八《卫周胤传》记顺治十年“七月应诏陈时事五款”，即此疏之略文，月分亦误。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 ③ 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十七。 ④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三《敬陈民困疏》。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29:41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五节严酷的缉捕逃人法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6:37 星期四) 缉捕逃人是清初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恶政。尽管它引起汉族官民的激烈反对，清廷统治者为维护满洲利益却顽固地坚持，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逃人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明朝末年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仅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①；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再次深入畿辅、山东，“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②。入关以前，清军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至少在一百万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寻机逃亡，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过程中又掠得大批人口③，加上圈地和投充被抑逼为奴的人数激增，满洲八旗贵族和兵丁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侵占的庄园和家内劳动都是以落后的奴隶制强迫旗下奴仆承种、服役。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①，康熙帝也说：“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② 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战争中被掠为奴的汉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挣脱枷锁，同家乡亲人团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华北等地愈演愈烈。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在谕兵部时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③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清廷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 “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④。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劳动力，满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蒙受损失，由满洲贵族制定的缉捕逃人条例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新朝立法重逃人，窝隐之家祸切身”⑤。汉族官僚以立法不公平连篇累牍地上疏争执，逃人法屡次变更。大致而言，奴仆一次、二次逃亡处以鞭笞后发回原主，三次逃亡处以绞刑；收留逃人的窝主则由处斩籍没“减为鞭笞”，不久又从重处治，“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 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①；后来因为逃亡者有增无已，在满洲贵族纷纷告讦下又严惩窝藏，“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②。到顺治十四年已出现“历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顺治皇帝也觉“于心不忍”，再次放宽为“将窝逃之人，面上刺窝逃字样，并家产人口发旗下穷兵为奴”③。缉捕逃人法的屡经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日益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所体现。清朝最高统治者当然总是偏向满洲的，他们多次惩办就逃人问题上疏陈言的汉族官员，斥责汉官“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厥所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④这无异是说，在清朝统治下满人依靠“驱使”汉人来“养生”是理所当然的，汉族百姓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满人就苦不堪言了，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清廷为了维护这种极其野蛮落后的奴隶制，不惜堵塞言路。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谕告群臣：“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⑤十二年三月，顺治皇帝又“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①。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缉获，必牵一二十家，甚则五六十人。所获之家固倾家而荡产矣；其经过之处，或不过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牵连地方四邻。故获解逃人，必有无数无辜者受其累。凡地方获逃人，先解典史录供，然后解县。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不敢稍加呵叱；惟严讯株连之人，夹者夹，桚者桚，监禁者监禁。逃人亦暂寄监，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狱卒，更导之扳害殷实有家者，于中攫取货财。逃人高坐狱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几矣。”② 历代君主往往颁发教训百姓的谕旨若干条，作为他们奉公守法的行为准则。清朝初年这种煌煌谕旨中就专列了一条“戒窝逃以免株连”。康熙初山东莱芜知县叶方恒召集绅民宣讲道：上谕说：“戒窝逃以免株连。”本县如今说这窝逃。山左（即山东）当时屡经残破，俘获的比别处独多；后来又有投充，又有鬻身，又有拐卖，甚至有拉铁橛的，顶冒逃人名姓，种种变幻，不可枚举。总之，逃人的路数愈宽，那窝逃的陷阶愈密。正如鼎镬在前，豺虎在后，须是时时吊胆，刻刻惊心，思量那窝隐之害。常为了一个逃人拖累你们数十个纳粮当差替朝廷种田种地的好百姓在内，岂不可痛可惜。……但目今功令森严，一为了逃人就是你父子夫妻都也不能照顾，何苦为了一人坑害一家老小的性命。本县还有句唤醒你们的实话，如今旗下也都宽大了，要那逃人回去，不过使唤，不过发到屯子里种地，有甚难过日子，你今逃出来担惊受恐，虑人稽查，东村住住，西村住住，流来流去，没一日安稳居停，还要逃到隔属雇短工、做乞丐，藏头露尾，终久被人拿了，甚合不着。不如回心转意，投奔旧主，若能小心服役主子，自然欢喜加厚于你。① 尽管清朝统治者一再标榜“满汉一体”，实际上以征服者自居，奉行崇满歧汉政策。严厉惩办窝藏逃人就是这种政策的一项体现。顺治六年（1649）九月，靖南王耿仲明统兵南征广东，由于他的军中收留了旗下逃人被察觉，在江西吉安府境畏罪自杀。②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竟被一律处死，家产全部抄没。③耿仲明、郭肇基贵为王爷和方面大员，但他们毕竟是汉人，隐匿逃人直接触犯了满族的利益，就难免一死。到顺治十年因春夏久旱，“农民失业”，清帝下诏修省，兵部左侍郎卫周胤遵谕陈言，云“多宽逃人一次，多累百姓数家”，建议放宽隐匿逃人之罪，特别是“缙绅生儒，或不知情，偶有误犯，以身系朝廷在官之人，与平民又似当有分别”。经兵部会商，提出缙绅（包括现任官和闲任官）、举人、监贡生若犯有隐匿罪从轻改为降级、革职、革去功名和罚银给逃人之主。奉旨依议。汉族绅衿才免遭刑戮或给主为奴①，但齐民不在此例。雷厉风行地缉捕逃人，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② 。魏裔介作《哀流民歌》云：“田庐水没无乾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③地方官府和居民慑于逃人法，一味驱赶；流民走投无路，往往被迫揭竿而起。如龚鼎孳所说：“畿辅之民圈占以后，田庐荡然。年来水涝频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而有司奉行未善，使流徙者竟无所归。… …今闻山东一带流民复千百成群，携男挈女，蚁聚河干，望救无门，逃生无路。当此严风密霰，坠指裂肤之时，此辈衣不掩胫，食不充腹，流离沟壑。……万一愚冥无知，不肯束手就毙，一旦良民化而为乱民，即发兵剿除亦非难事，而使数万生灵顿作刀头之鬼，究其所自，亦止是无衣无食，茫无投奔之百姓耳。”④魏裔介也在疏中说：“往昔墨勒根王（多尔衮）之时，隐匿逃人，其法甚严。凡有犯者，家长坐斩。尔时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⑤ -----------------------------------------------------------------------------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五。 ②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③ 例如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① 《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传》。 ②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四十三、一百九。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④ 顺治十二年三月刑部尚书刘昌等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第八十—八十一页。 ⑤ 杨苞《桐川纪事》，康熙乙巳刊本。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七。 ④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⑤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 ② 素心室主人编次《南沙枕秘四种》，见《明清资料钞》第二册。 ① 康熙《莱芜县志》卷十《艺文志》，《康熙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知县叶方恒传集绅袍士民乡约人等宣讲本年十月初九日钦奉上谕》。叶方恒在讲辞中说到他自己从康熙八年二月到九年三月在莱芜和泰安就拿解过逃人四十七起。按，顺治十二年陷害顾炎武的就是这个人。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九。 ① 《兵言》，顺治年间刻本。按，卫周胤遵谕上疏在顺治十年四月十四日，十六日奉旨着兵部议奏。《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于四月十七日下记因亢旱求言，日期有误。《清史列传》卷七十八《卫周胤传》记顺治十年“七月应诏陈时事五款”，即此疏之略文，月分亦误。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 ③ 魏裔介《兼济堂诗集选》卷十七。 ④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三《敬陈民困疏》。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0:30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七章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6:55 星期四) 第一节江南绅衿的动向弘光朝廷覆亡后，清廷统治者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江南大势已定，一面派员招降未下各地，一面严令推行剃头改制。在这种民族危难关头，江南的汉族士绅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重考验。大致而言，江南士绅虽然对弘光朝廷的所作所为非议甚多，不少人已感到有覆国灭祀的危险。太常寺少卿沈胤培同友人陆云龙私下议论时事，云龙说：“似乎要败。”沈说：“还似等不得要败。”①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在甲申九月间请告回籍，自云“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之期不远矣”②。但是，当弘光朝廷骤然土崩瓦解，江山易主时，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部分文武官员于无可奈何之中遵奉清朝功令剃发归顺，其中有的是企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是另有图谋。另一部分人则护发自裁，以消极抵制态度保持自己的名节。更多的人则奋起反抗，不惜以血肉之躯为复兴明朝而献身。然而，历史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以曾否剃发（甚至一度出任清朝官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绅民的政治倾向。即以学术界关注的所谓清初“遗民”而言，没有剃头改制的恐怕是绝无仅有。他们在清朝统治未稳固以前大抵致力于反清复明，天下局势已定以后大多数采取同清廷不合作对策。遗民们诗文中留恋故国的心声随处可见，然而也不免出现个别为清廷或清朝官员歌功颂德的文字。历史上确有一批表里如一，绝不作违心之论的硬汉，但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每当处于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的进程。 1645年夏，迫于清廷严旨剃发改制的明朝文官武将人数极多。从表面来看，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制定的“一统之规”颇有成效。正如上面引用的小故事里所讲的“发短心长”，成功中潜伏着重大的危机。降清文官如钱谦益、李建泰、丁启睿等人，武将如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王光泰等人不久都在不同场合中展开反清复明活动，其声势之猛烈、地域的辽阔，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几乎有难于招架之势。拒不剃发，以死自誓者为数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苏松巡抚祁彪佳、少詹事徐汧，左都御史刘宗周。下面以刘宗周为例作一点剖析。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偏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①。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①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②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③。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①。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 --- ①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② 陈子龙自撰年谱，见《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二页。 ①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① 夏完淳《续幸存录》，见《中国内忧外患丛书》版，第六十—六十一页。 ② 归庄《左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文贞公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③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①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二四八页。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0:52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节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7:14 星期四) 清军占领南京，活捉弘光帝以后，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其间，只有杨文骢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把清政府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是，杨文骢却没有把当地绅民组织起来据城固守，而是乘清军来到之前主动放弃该地，退往浙江。江南各地的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首先高举义旗的是常州府属的一个小小县城——江阴县。在弘光政权迅速瓦解的大变动中，江阴县的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政府委派的知县方亨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叫百姓剃发。闰六月初一日，生员许用等人在孔庙明伦堂集会，一致决定：“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把方亨等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陈明遇虽然胸怀忠肝义胆，却感到自己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把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①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清军统帅多铎见江阴蕞尔小城竟敢于抗命，派降将刘良佐领兵来攻。刘良佐部兵数万自闰六月下旬包围江阴县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应元在城头痛斥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①，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②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阎应元、陈明遇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多次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到八月二十一日，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被清军从水中拖出，不屈遇害。清军屠城至二十三日午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③。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④ 江阴士民的奋勇抗战，在两个多月里顶住了数万清军的围攻；城破以后，还拚死巷战，“ 竟无一人降者”。《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①江阴战役虽然不像一些野史所记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阵亡于城下②，但参加攻城的确有后来晋封为亲王的博洛（端重亲王）和尼堪（敬谨亲王）、恭顺王孔有德。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学术界一些人为史可法大唱颂歌，本书作者却认为更值得歌颂的是阎应元、陈明遇为首的江阴百姓，在他们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权愈重，就愈显示出其作为之渺小。和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弘光朝廷覆亡后，六月十四日嘉定已经沦入清方之手，二十四日清朝委任的知县张维熙上任。闰六月十二日颁布剃发令，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③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十七日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立挨门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备客兵粮饷，并守城头目灯烛之费；中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下户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给钱六十文，衣粮灯烛悉自备。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至某地止，分属各图，每图择一人为长。日入后，当事者亲自巡历，以稽勤惰。其大事专属峒曾、淳耀处分”，城上树立白旗，大书“嘉定恢剿义师”①。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后，清吴淞总兵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曾任明朝徐州总兵）立即领兵来攻。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却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即如史料所言：“诸乡兵未谙兵势，争裹粮厉兵而来。峒曾、淳耀等亲自临城，勉以忠义，言与泪俱，人皆感奋。因下令诸乡勇能鼓众赴敌者，每人先给白布二疋，仍每日颁折饷银二钱；有能得敌人首级者，每颗给银十两”。“七月初一日，会兵砖桥东，不下十余万人，排挤拥塞，纷呶如聚蚊，多适为累。清兵每战必分左、右翼；乡兵不识阵势，呼为蟹螯阵。每发挑战，多不过十余骑，皆散落不集一处。诸乡兵遥见兵出，拥挤益甚，手臂摩戛，轧轧作声。”②这种乌合之众自然抵挡不了清军。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走者不知所为，相蹈藉而死”，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①。七月初三日，清军大举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奋身投入池中，被清兵拖出斩首，其子玄演、玄洁遇害，黄淳耀、渊耀等自缢。李成栋下令屠城，“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丁兵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虽至穷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曰：此买命钱也！”“遇他兵胁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邻人偶匿丛■中得免，亲见杀人情状；初砍一刀，大呼：都爷饶命！至第二刀，其声渐微，已后虽乱砍，寂然不动。刀声■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计数。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亦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②这就是史册上臭名昭彰的嘉定屠城。昆山县绅民在原郧阳抚院王永祚、翰林院编修朱天麟、知县杨永言等倡义下，杀清委知县阎茂才（原为明朝该县县丞），起兵反清，推废将王佐才为帅。顾炎武、归庄等爱国志士都积极参与义举。七月初六日，清军破城，朱天麟等逃出，王佐才被俘杀。清军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③。在吴淞地区起兵的义师有镇南伯黄蜚、吴淞总兵吴志葵等人，弘光朝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任监军。义军一度进攻苏州，副总兵鲁之■带领三百人突入该城，被清军设伏击杀①。黄蜚、吴志葵退守泖湖。八月初六日，清军用小船截断泖湖出口，乘风纵火，明军水师船只高大，运转不灵，被烈火焚毁。黄蜚、吴志葵都被活捉，九月初四日在南京遇害。②夏允彝见兵败无成，于九月十七日在淞塘投水自尽③。吴日生等人在太湖中的义军给清军的打击最沉重。吴日生，名易④，吴江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曾在史可法幕中任参军。弘光朝廷覆亡后，他和举人孙兆奎同入太湖起兵抗清。闰六月十一日攻入吴江县，杀清知县朱廷佐（原明朝吴江县丞）。他们利用清军不擅水战的弱点，凭借太湖辽阔的水域和四通八达的水上航路同清军作战。1646年（顺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太湖义军再度攻入吴江县，杀署县事孔胤祖及县丞张允元①。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吴日生等聚集一千多条船只，声言再攻该县。清署县事陈日升吓得魂不附体，向驻守苏州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吴淞提督吴胜兆呼救。吴胜兆派副将汪懋功领兵堵剿。二十六日双方在梅墩交战。吴日生知道清军不习水战，事先派部下操舟好手混于民间，清军抢掠百姓船只载兵追击，这些健儿即扮成水手为之操舟，行至湖中，纷纷跳入水中，取出工具把船只凿沉，清军淹死近千名，汪懋功也被击毙。太湖义军一时声势浩大，隆武朝廷和鲁监国政权都给吴日生加官晋爵，以示鼓励。清政府也视为心腹之患，想尽办法予以摧毁。16 46 年六月，吴日生在嘉善赴宴，被清政府探知，派兵擒获。吴日生牺牲后，清军继续对湖中义军剿抚兼施，到次年才基本上平定了太湖地区的武装抗清斗争，一部分有志之士则转入地下活动。 ----------------------------------------------------------------------------- --- ① 本节材料多参考《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沈涛《江上遗闻》。《江阴城守纪》叙述最详细，署名为长洲韩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的序文。谢国桢氏《晚明史籍考》轻信了这一说法。其实，这篇“韩序”一开头就说：“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中间又说：“圣朝宽大，锡以通谥。” 给明末尽节诸公赐以通谥是清高宗在位时的事，显然是乾隆年间一位有心者整理旧文，托名于韩菼。韩菼曾任清朝礼部尚书，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序尾康熙乙未为五十四年，韩氏已殁十一年。何况，《江阴城守纪》中记载攻守双方战斗伤亡事多不实，如说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江阴城下阵亡，纯属讹传。韩菼在康熙时颇受宠信，参预朝廷撰述，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清初并无亲王、郡王或其他高级将领在江阴阵亡之事。史学界一些人疏于查考，既误信此文为韩菼所作，又据此推断韩菼地位甚高，所记必不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分析，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阴城内抗清活动的一个文人，对城外的清军则不甚了解。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授金册文。 ② 博洛参与江阴战役除见《江阴城守纪》外，亦见《清史稿》卷二一七《博洛传》。尼堪参与此役除见《清史稿》卷二一六《尼堪传》外，《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七记，顺治八年五月复封尼堪为敬谨亲王军功册上云：“用红衣炮攻克江阴。” ③ 《江阴城守纪》卷下。 ④ 《江阴城守后纪》说：“时为之语曰：……。”按，托名韩菼撰《江阴城守纪》则说这是阎应元在城破后亲笔所题，后一联云：“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①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 ② 谢国桢撰《南明史略》第八十五页也说，江阴之战清军“丧亡了‘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可见这种说法深入人心。但毫不足信。清初有多少位亲王、郡王，死在何时，斑斑可考，研究清史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位“王爷”在江阴阵亡；“十八员大将”也是一种讹传。 ③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四《江南死义列传·侯峒曾传》。按，徐汧六月十一日投水自尽。 ① 《嘉定屠城纪略》。 ② 《嘉定屠城纪略》。 ① 《嘉定屠城纪略》。 ② 《嘉定屠城纪略》。 ③ 据顾炎武、归庄年谱云昆山城破，“死者四万人”。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六《王佐才等传》作“士民男女死者数十万”，当为夸大之词。 ① 侯玄涵作《吏部夏瑗公传》记，吴志葵与陈子龙、徐孚远等与陈湖义兵阴相勾结，“ 志葵与参将鲁之■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淀、泖，窥苏州”。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一九页，陈湖当即澄湖，淀、泖当即淀山湖、泖湖。 ② 顾炎武《都督吴公死事略》，引自《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第二二二页。按，顾炎武记黄蜚、吴志葵战败于黄浦。他书有记黄蜚为总兵、吴志葵为副总兵、鲁之■为参将者，南明官制紊乱，炎武撰文乃据吴志葵从弟所作行状，文尾又说他自己 “有再从兄子清晏以武进士为宝山守备，亦从公死于黄浦”。当较为可信。 ③ 夏允彝自尽时间有记于八月者，王弘撰作《夏孝子传》定为九月十七日，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四五—五四六页。 ④ 吴日生之名各书记载不一致，有的作吴易，有的作吴■。顾炎武有《上吴侍郎■》诗，王蘧常据此断言当作吴■，见《顾亭林诗集汇注》第九十五页。柳亚子《怀旧集》内《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依据吴日生1636年自刻制举文署名吴易，证明日生确名吴易。又陈子龙等在崇祯末年编刊的《皇明经世文编》卷首有宋徵璧撰凡例，提及“吴日生易 ”为其“良友素知”，当不致误。 ① 顺治三年八月江宁巡抚土国宝揭帖，见《明清史料》己编，第一本，第十八页。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1:12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三节英霍山区的抗清斗争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7:33 星期四) 位于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区层峦叠嶂，形势非常险要，明朝末年称之为英、霍山区，革左五营义军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抗拒官军的追剿；当地一些地主官绅为了对付农民军，也据险结寨，相互连保。1645年清军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江南百姓迫于清廷的剃发令奋起抵抗时，这一地区的绅民也闻风而动，利用原先的山寨作为抗清的据点。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所谓蕲黄四十八寨。湖北黄冈县白云寨主易道三、大岐寨主王光淑联络附近四十多个山寨，“阻逋粮饷，违抗剃令”①，商定遇有清军来犯，互相救援。崇祯末年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的张缙彦由于在河南站不住脚，逃到英山，被四十八寨“推为盟主”②。在湖北、安徽、江西都被清军占领的情况下，英霍山区的联寨抗清，虽然形同孤注，却因为扼据鄂、皖通道，牵制了清军的行动。1645年（顺治二年）十一月，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与湖广巡抚何鸣銮会商，决定派黄州总兵徐勇领兵进剿。十一月十五日，徐勇率部进抵白云寨，次日大举进攻，大岐寨主王光淑统领各路兵数万人来援，双方苦战一天，互有伤亡。十七日，徐勇重新调整部署，把所部清军分为三路，寅时鸣炮为号，同时杀出。王光淑见西路抵敌不住，亲自前往策应，不料被清兵用枪搠于马下，当阵活捉。各路寨兵见王光淑被擒，无心恋战，纷纷逃窜，清军乘胜追杀数千人。白云寨主易道三心寒胆落，向清军投降。徐勇下令将大岐、白云、泉华等寨城屋一律拆毁。十二月初三日，徐勇引兵进至蕲水县（今浠水县）斗方寨，把该寨四面包围。斗方寨内除了寨主周从劻本部义军外，还有从英山请来的援兵副将陈福所部四百人。陈福见清军势大难敌，竟暗中带领千总二名于夜间往清军营中投降。徐勇当即面授机宜，让他们返回斗方寨充当内应，约定次晨以炮为号，里应外合。初四日，周从劻正在寨上指挥，清兵攻至寨门，举放号炮，陈福立即配合清军活捉周从劻与张缙彦委任的英山知县刘时叙，斗方寨城屋全部放火焚毁。王光淑、易道三、周从劻、刘时叙被解到武昌斩首示众①。就在英山一带的抗清义军遭到徐勇所统官兵镇压时，被四十八寨推为盟主的张缙彦却靦颜手书投降信札，表示愿与道臣李■、邵起（邵为分巡汝南道，李不详）一同归顺清朝。这封信经清安庆巡抚李犹龙转达给在南京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由于在崇祯年间洪承畴任职陕西时张缙彦是他的下属，“知信甚深”，洪承畴向清廷力保，准其投降②。张缙彦等降清后，英霍山区的抗清斗争仍在继续。义师拥戴明朝宗室朱常巢在太湖县司空山寨，号称荆王，先后趁清军不备，袭破太湖、宿松二县。直到1648年（清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反清时，蕲黄义师还曾配合活动。 ----------------------------------------------------------------------------- --- ① 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湖广巡抚何鸣銮为塘报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 183号。 ② 顺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招抚江南各省地方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恭报旧枢投诚归顺事”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91号。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也说： “四十八寨系邵兵道（邵起）所练，……张部台名缙彦者主持其间”，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八页。 ①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83号。参见顺治三年正月招抚湖广右佥都御史江禹绪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四页。 ② 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91号。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2:08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四节皖南各地的抗清斗争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7:50 星期四) 1645年黄得功遇难，部将降清后，太平府属当涂、芜湖、繁昌三县落入清方之手。休宁县人金声（崇祯朝曾任监军御史等职）和江天一起兵于徽州府，接着在六、七月间有邱祖德（四川成都人，明末仕至山东巡抚，因曾任宁国府推官，寄寓于该地）响应于宁国，尹民兴响应于泾县，朱盛浓、吴应箕响应于石埭县。义军先后收复了已递降表的青阳、石埭、建德、东流、宁国、旌德等县。清政府在今皖南只据有太平府属三县和南陵、宣城、贵池等县。金声等人得知隆武帝在福州即位，派使者前往奏捷。隆武帝非常高兴，派中书舍人童赤心携带诏书敕印，任命金声为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军务。清军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等统兵分别进剿。七月初四日，尹民兴部进攻南陵县城，初九日被张部清军击败。当时，宁国府管辖的六县百姓因不肯剃头，群起反抗。清方一份奏疏中说：“ 是时宁国府城外徧地逆民。”七月十六日，尹民兴自泾县，万曰吉、金声自宁国县与刘鼎甲、吴之球等部义军围攻宁国府治宣城县，射伤清知府朱锡元。张天禄派总兵丘越前往镇守，副将杨守壮、赵大捷等赴援。八月十二日，围攻宣城的义师被清军击败，军师邱祖德被俘，“供与金声、万曰吉同行举事，愿死，等语”①。第二天，刘鼎甲、吴之球也被活捉。八月十六日，清将张天禄、卜从善、杨守壮、李遇春等率军进攻泾县，尹民兴见敌军势大，在当晚逃出城外，次日城破。清军把参与守城的三千余名民兵全部处斩。九月十一日，张天禄决定分兵两路攻取徽州，副将胡茂祯、张应孟由宁国进军，他自己与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由旌德进军。二十日，张天禄部经翚岭、新岭直抵绩溪城下，“金声已出南门逃出，杨守壮追及，生擒之”①。二十二日，徽州府城降清；十月上旬黟县、祁门、婺源（今属江西省）也先后具文投降。吴应箕在石埭、青阳被清军占领后，仍然到处招兵，准备重整义师。不幸于十月十三日在乘顶山遭到清军追击，被擒后因伤重身死①。金声、江天一被解至南京，十月十八日遇害。万曰吉、尹民兴、朱盛浓先后逃出，继续从事反清复明运动②。皖南的抗清斗争至此以失败告终。 ----------------------------------------------------------------------------- ---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毛九华“为恭报池太徽宁广德府州情形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6号。 ① 见上引《明清档案》第三册，A3—166号。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七《黄道周金声列传》记金声兵败被擒事云：“先是，声与黄澍为文字知己。后以澍挟左良玉称兵犯阙，请诛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徽不即下，澍携数十人仓皇至城下，自言湖广逃回，来与协力。声信而纳之。为内应，城陷，遂缚声槛送留都，见清督师洪承畴。声大声问洪曰：尔识我否？承畴曰：岂不识金正希。洪亦问曰：尔识我否？声曰：不识也。承畴曰：我便是洪亨九。声喝曰：咄，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阁部，办卤阵亡，先帝恸哭辍朝，御制祝版，赐祭九坛，予谥荫子，此是我明忠臣，尔是何人，敢相冒乎？承畴闻之，面■ 不出一语。”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四《金声传》记：“九月二十日，故御史黄澍导大兵入绩溪，声为杨守壮所获……（押至南京）总督欲降声，礼而馆之。不欲。十月十八日，牵诣通济门”，同时遇害者有江天一。按，张岱所记金声被俘时间（丙戌，1646）、地点（徽州府城歙县）均误。温氏所记时日，情节与清方相符，但清江宁巡按毛九华奏疏中未提及黄澍作向导事。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一六页。 ② 万曰吉后来因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南京被捕遇害；245页注①所引该件档案云：“万贼为都司刘自什射死”显系讹传。尹民兴、朱盛浓先后参加了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八《朱盛浓传》。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2:25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五节陕西各地的抗清运动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8:08 星期四) 1645（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刘宗敏率部撤离西安，接着李过、高一功会同西北部分地区的大顺军也撤出陕西。清军两大主力分别在三月间由陕西转入河南：多铎部取道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南下进攻弘光朝廷；阿济格部则紧追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主力。留在陕西的清军力量自然相当单薄。于是，一些抗清武装乘时而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部。贺珍原是大顺军旧部，当清朝重兵入陕、大顺政权瓦解的时候，他夥同罗岱、党孟安、郭登先以汉中之地投降清朝，由英亲王阿济格劄授汉中总兵。③陕北等地大顺军在李过、高一功、李友、田虎等率领下取道汉中入川时，他率部阻击，被李过、高一功等奋力击败，但兵马损伤不少。接着在1645年六月左右，张献忠派军北攻汉中，贺珍又“诈称大清兵威迎敌”，献忠兵不知虚实，退回四川。①这年九月，清廷“以汉中投诚总兵贺珍御贼有功，授为定西前将军”②。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对他却是严密监视，处处提防。早在这年五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就在奏疏中说：“惟新招汉中贺珍、罗岱、党孟安、郭登先四总兵，查得此辈原非明朝旧官，俱是流贼起手头目。曩自败遁盘踞汉中，臣屡发谕帖，示以我皇上威德，并陈之利害，方畏威投顺，缴送伪印。罗岱亲至西安，臣已调拨延安住扎，与总兵姜瓖同居一城，以为钤制；贺珍、郭登先亦调凤翔，再为分拨；止留党孟安统兵一万仍住汉中，以为进剿张逆（指张献忠）并防汉中城池。但四将俱系逆闯亲信之人，恐狼子野心反复不定，俱在陕西深为不便。伏乞我皇上将贺珍、郭登先以有功名色升调宣大或山东一带地方安置，实为解散之计也。党类既散，总（纵）有叵测，亦无能为矣。 ”③ 孟乔芳阴行解散的方针引起了贺珍等人的警惕。当时多铎、阿济格统领的清军主力都已远离陕西，孟乔芳节制的官兵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除四千五百名是他的标兵外，其他如凤翔总兵董学礼部六千名、宝鸡总兵高汝砺部五百名等都是刚刚投降过来的。④孟乔芳兵力既不足，妄想以一纸文书解除贺珍等人的兵权，结果适得其反。正如他在闰六月初十日题本中所说：“汉中新招总兵贺珍、罗岱、郭登先、党孟安，臣见蚁聚汉城，行牌调出栈道，欲以弭其逆萌、消其凶势也。其中罗岱乃曹操（即罗汝才）亲信之人，非贺珍族类，臣已调赴延安讫。贺珍等仍驻汉中，肆行屠掠，屡行檄调，借口汉民保留支吾不前。且四川州县既降，残黎皆我赤子，张逆愤恨吴宇英投顺我朝，围攻月余，珍等坐视不救，以致陷毙，大拂来归之望。”接着，他又建议派明朝旧将康镇邦、董学礼领兵前赴汉中，以同镇汉中及入川为名伺机改编贺珍部，接管地方。①七月初二日，清兵部侍郎朱马喇题本内引用了孟乔芳所说贺珍等原是“狼子野心，阳顺阴逆”的话，而新委汉中总兵尤可望手中无兵，建议暂驻西安，等待固山额真和罗会（即何洛会）所统清军到达后再“相机进取，以图万全”②。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孟乔芳的上述分拨计划进行，长期镇守汉中的贺珍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块地盘，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揭帖表明他已识破孟乔芳的意图，擒杀党孟安、郭登先，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在揭帖中他自我表功说，清军入陕后“即称顺治年号，具文投诚，蒙英王并督臣孟乔芳嘉与维新，札授汉中总兵。继囗李逆余孽伪侯伯李锦、高一功、李友、田虎等数营之众，蹂躏地方，职复驱剿逃溃。并殄阳顺阴逆、播害地方之党孟安、郭登先，是以汉属地方安堵，民获衽席”①。孟乔芳的如意算盘落空，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半月后，贺珍就举兵反清。 1645年十二月中旬，贺珍领兵进攻凤翔县城。十七日晚上，该城驻防副将武大定、石国玺率部响应，贺珍一度占领该县。十二月二十二日，武大定杀“本镇总兵何世元、固元兵备道吕鸣夏等”②。不久，因清朝援兵赶到，贺珍部才撤离凤翔③。贺珍反清后，原地方武装孙守法、胡向宸等主动领兵前来联络，共同抗击清军。孙守法原来是明朝陕西副总兵， 1643年（崇祯十六年）冬，大顺军占领陕西后，他逃入终南山中，与大顺军为敌。④1645 年（顺治二年）清军入陕，他又拥戴明朝秦王的儿子为号召，在五郎山进行抗清。⑤贺珍、孙守法、胡向宸等探听得知陕西清军不多，合议一举夺取省会西安。从十二月下旬起，贺珍等部马、步兵七万进攻西安，一时声势颇盛，清廷委派的陕西巡按黄昌胤以及泾阳知县张锡蕃也向义军投降（后来两人都被清政府捕杀）①。清朝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据城扼守，急请固山额真李国翰领兵来援。1646年（顺治三年）正月初五日，清军在西安西郊击败义军②，同月二十五日又“歼贼连营于乾州”③，稳定了西安地区的局势。随着清廷派遣的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带领的满、汉兵的到来，陕西清军不断增强，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部转移到兴安一带。贺珍、孙守法、武大定的反清是以复明为号召的。如孙守法以秦王的儿子为“秦王”，在顺治三年“正月内印刷伪示，妄称弘光年号”；这年三月间原大顺军光山伯刘体纯率部由河南进入汉中，同贺、孙等部会合，“四月内抄传伪票，又改隆武年号”，“孙守法自称总督五省总督”④。五月三十日，刘体纯、贺珍、孙守法等部攻克兴安州，清守道、参将等官被俘。⑤正当陕西各地抗清运动高涨的时候，清廷先后派何洛会、肃亲王豪格统领大军入陕。1646年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败于兴安境内；九月，王光泰败归郧城，又败走房、竹。丁亥（1647）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长安石鳌谷。三月朔，守法破宁州，与高勋等据兴安州之乔麦山。（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轻骑诱守法出，擒之。守法犹执铁鞭格杀数十人乃死，传首西安。大定入蜀”①。 ----------------------------------------------------------------------------- --- ③ 清陕西三边四川等地总督孟乔芳在顺治二年四月题本中说：“惟汉中距省千余里，流贼伪总兵贺珍、党孟安、罗岱、郭登先等，臣发谕招抚，亦已归顺。”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① 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十日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为再报四川情形以图治理事”奏本，见《顺治录疏》抄本。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总督全陕军务刑部左侍郎孟乔芳“为分拨降兵伏祈圣鉴事”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2—201号。 ④ 孟乔芳顺治二年六月十六日“为清报官军数目酌定经制事”题本，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① 孟乔芳“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荡平事”题本，见《孟忠毅公奏议》卷上。 ② 顺治二年七月初二日兵部侍郎朱马喇等“谨题为再报汉中情形并陈开川事理仰祈圣鉴以奏荡平事”，见《顺治录疏》抄本。 ① 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贺珍揭帖残件，《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一三三页。 ② 顺治三年陕西巡抚雷兴启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六十页。 ③ 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为贪枭通贼事”揭帖，见上书第五十五页。 ④ 李清《南渡录》卷四引兴平伯高杰疏云：“陕西实授副将加都督同知孙守法，当贼入关，势力不支，左（光先）、白（广恩）诸大将俱已俯首投顺，独守法挺身不屈，置家属妻子罔顾，径削发奔入终南山，号召乡勇，必欲恢剿复仇。” ⑤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二一二○三页记载，何洛会、孟乔芳奏报“驻西安府秦王有二子”，顺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有土贼“孙率”将秦王一子带往吴郎山。同书第一七七页记十月间“孙率”已往五郎山。可知“吴郎山”为五郎山之误，“孙率”为“孙帅”之误，即孙守法。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 ② 康熙七年《咸宁县志》卷七《杂志·祥异》记：“顺治二年十二月，贺珍围会城，邑民多被蹂躏。三年正月五日始败去。”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三，顺治三年正月辛酉日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奏报。 ③ 见前引顺治三年陕西巡抚雷兴启本残件。 ④ 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陕西汉羌总兵尤可望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七十三—七十四页。《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云：“隆武帝闻之，遣使间道封守法、大定俱为伯。” ⑤ 顺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陕西汉羌总兵尤可望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七十三—七十四页。《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云：“隆武帝闻之，遣使间道封守法、大定俱为伯。” ①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孙守法传》。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2:41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八章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8:27 星期四) 第一节隆武政权的建立 1645年六月十一日，唐王朱聿键见潞王朱常淓已经决定投降，不胜愤慨，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倡先拥戴朱聿键的实际上是靖虏伯郑鸿逵，黄道周在这年六月十九日记载：六月十一日，清兵进抵塘西，马士英被方国安兵裹胁而去，他 “与德公、■子赤亟移舟至富春，遂不知临安动静。惟闻岸上鼓吹响甚，则朱大典、阮大铖翱翔从富春拏舟欲入婺州者矣。予至桐庐，郑靖虏檄所在扶驾，恫疑久之，见其人乃称圣驾盖唐王，非潞王也。大典适过访，亦云：‘唐藩未还封，安得至此！’诸人旨以虏信甚迫，临安不能孤存，潞王闭阁修斋，亦度不能修康王（指宋高宗赵构）故事。郑为桑梓，不作段煨、张方，能作如此事，须当与众推之。十有三晚，始从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复自任，遂同诸臣交拜，约成大业。明日，乃具小启，共请监国。虽靖虏意，亦以板荡之会，非太祖亲藩不足复襄大业也”①。封建时代帝位的继承，血统的亲疏是个重要条件。唐藩朱聿键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的八代孙，在谱系上同崇祯皇帝相距很远，按常规是轮不到他的。黄道周等大臣参与郑鸿逵的推举有三个原因：一是朱由检的叔父、兄弟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当时的南明政治中心却在东南，朱常淓、朱常润降清以后东南士绅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不得不就近从疏藩中推选。二是明朝唐藩封地为河南南阳，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在黄道周等人看来真可谓“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以今揆古，易世同符”了。②隆武时任督师阁部的杨廷麟也在诗中写道：“中兴自古旧南阳”③，这虽带有颂圣的意味，却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扶明官绅的心理状态。三是朱聿键在明朝藩王中确实是位鹤立鸡群的人物。他虽出生于王府，却从小就饱经患难，原因是他的祖父唐端王不喜欢长子（即朱聿键之父），有立爱子之意。朱聿键即皇帝位后写的一篇自叙中说：“……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万历二十二年立为庶子，长子即朕也。家庭多难，端不悦裕，囚在内官宅。母毛娘娘生朕于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初五日申时……。祖不悦，而生祖之母为曾祖母魏悦之。八岁延师，仅辩句读。十二岁，曾祖母薨，祖即将朕与父同禁，篝佛灯日夜苦读。禁十六年，朕二十八岁尚未报生焉。崇祯二年（1629）二月，父为叔鸩，朕誓报仇。赖有司之持公，天启心于祖考念，请于烈庙，奉敕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请觐；七月初一日报仇（指杀其叔父）；二十日请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见部咨，寇梗回国；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迁之命，责朕以越关、擅毙。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凤阳高墙；五月大病，中宫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请宥；十四年韩赞周请宥；十六年路振飞请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该部即与议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之恩矣，痛哉！’……”① 读了这篇自叙，可以知道朱聿键和其他藩王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虽说贵为王孙，在出生后的四十三年里除七年奉藩以外，其余岁月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多灾多难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其他藩王所没有的磨炼，增加了许多阅历，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正是充当最高统治者的有利条件。黄道周写的劝他接受监国的表文中就有这样的文字：“险阻备尝，晋公子之播迁，良有以也；闾阎亲历，史皇孙之艰难，岂徒然哉！”②朱聿键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条件下，被推上了维系明统的监国和帝位；他是位胸有大志的人，自然也正中下怀。六月十五日，黄道周第三次请监国疏中说：“近闻清逼武林，人无固志。贼臣有屈膝之议，举国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创业之艰，退一尺即失一尺；为中兴恢复之计，早一时即易一时。幸切宗社之图，勿固士大夫之节。神器不可以久旷，令旨不可以时稽。亟总瑶枢，以临魁柄。”经过这徒具形式的三推三让以后，朱聿键表示“万不得已，将所上监国之宝，权置行舟。……俟至闽省，面与藩镇文武诸贤共行遵守”①。十七日，朱聿键行至浙江衢州，就在检阅军队时发布誓词，表示将亲提六师“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②。表明他已公开接受监国重任。闰六月初六日，由南安伯郑芝龙等迎接入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二十天以后，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日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临时首都，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明朝疏藩即位称帝，尽管他颇想有一番作为，重建明朝江山，可是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这一先天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即位后就以拥戴功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为了收揽人心，任命黄道周、蒋德璟、苏观生、何吾驺、黄鸣俊、陈子壮、林欲楫、曾樱、朱继祚、傅冠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①任命张肯堂为吏部尚书，何楷为户部尚书，吴春枝为兵部尚书，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曹学佺为太常寺卿②。隆武朝廷建立后，颁诏各地，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 --- ① 黄道周《逃雨道人舟中记》，见《黄漳浦集》卷二十四，记。据此可知黄道周的参与拥戴是在六月十三日晚上，第二天具启请朱聿键监国。《思文大纪》卷一云黄道周六月十一日上第一疏，十二日上第二疏，日期稍误。又，文中德公指涂仲吉，见《临安旬制记》卷二；黄道周《答杨伯祥太史书》中亦提及涂德公，见《清江杨忠节公遗集》卷六，同书卷四杨廷麟有《涂德公内史过访》七言诗。 ② 《思文大纪》卷一。 ③ 《清江杨忠节公遗集》卷四《赠李尚书二首》。 ① 《思文大纪》卷二；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一。两书所载文字略有不同，互作校改。另据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记：“福王初立，大赦，聿键出高墙，封南阳王，遣官送寓平乐，未至而南都陷。” ② 《思文大纪》卷一。 ① 《思文大纪》卷一。 ② 《思文大纪》卷一。 ① 有的史籍记隆武朝一年多时间里入阁为大学士者达三十余人。姓名见之于《思文大纪》者有二十四人，从朱大典的列名阁衔，参考其他文献，隆武帝对鲁监国所授阁臣一律承认，授予大学士官衔，问题是有的没有接受，统计上难以准确。 ② 《东南纪事》卷一。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clq	2006-3-5 14:33:06 发表编辑饮水思源 - 精华区文章阅读发信人: rickhunter (everything), 信区: history 标题: 第二节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3年07月03日22:18:45 星期四) 1645年（清顺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闰六月初旬，颁开剃之令，人护其发，道路汹汹；又郡县奉檄发民除道开衢为驰马之地，人情益恇扰”③。在这种情形下，亡国之痛以强迫剃头为引线迅速点燃了一场反清的熊熊烈火。闰六月初九日，明原任九江道佥事孙嘉绩起义于余姚，杀清朝委署知县王玄如；初十日，生员郑遵谦起兵于绍兴；十二日，又发生了宁波的抗清运动。浙东的反清起义，和福建的隆武政权有一个重大区别：浙东是在本地当权官绅已经投降清朝以后，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头改制，揭竿而起，不顾杀身亡家的危险而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它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是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明朝生员和中、下级官员。浙东民气比较强悍，1643年在东阳爆发了许都领导的反对贪官的运动，很短时间就攻克了附近几个县，明政府束手无策，绍兴府推官陈子龙凭借个人关系对许都进行招抚，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不料许都投降后却被巡按御史左光先处死。①郑遵谦同许都是生死之交，东阳起事后，他也准备响应，被其父郑之尹（曾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关在房里，才未能实现。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后，浙东郡县也望风归附，绍兴府通判张愫降清被任为知府，彭万里任会稽知县。郑遵谦的父亲郑之尹也亲赴杭州剃发降清。深怀报国之心的郑遵谦却大义凛然地决定起兵反清。他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郡将，慷慨声称：“天下事尚可为，我欲举义旅，何如？”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在闰六月初十日树立大旗，招兵誓师，有众数千人。他下令把张愫、彭万里处斩，自称义兴元帅。为了解决义军粮饷问题，郑遵谦召集曾任明朝尚书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缙绅开会，要求他们拿出钱来。有的缙绅诉说家境贫困，难以应命。郑遵谦大骂道：“若受高官厚禄数十年，今国破君亡，尚欲拥厚赀安享耶？”命人拖出斩首，阔老们吓得胆战心惊，只好答应按额输饷。正在这时，他的父亲郑之尹从杭州回来，见形势陡变，大吃一惊，跪在遵谦面前磕头大哭道：“汝幸贷老奴命，毋使覆宗”，妄想以父子之情劝说遵谦不要同清朝作对。郑遵谦毫不动摇，绝裾而去。《南疆逸史》的作者温睿临在记述这件事时不胜感叹地写道：“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①这段话颇能说中肯綮，明末清初大多数高官显贵在天翻地覆的大变乱之际，最关切的是千方百计维护自己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国家民族的利益被置之度外。继绍兴府之后，又发生了宁波府的反清运动。宁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闻语已纳款于清贝勒博洛，博洛随即委任之葵为知府、闻语为同知。鄞县生员董志宁首先倡义反清，聚集诸生于学宫商议，其中著名的还有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毛聚奎，这就是某些史籍中说的“六狂生”。董志宁等决定起兵时，曾遍谒在籍各乡绅，均遭拒绝。闰六月初十日，清知府朱之葵为清军运粮至姚江，因道路不通返回鄞县。同日，孙嘉绩派人来鄞县约其门人林时对起兵响应。林时对曾任明朝吏科都给事中，他在十一日和沈延嘉、葛世振、徐殿臣等商议后，认为原太仆寺卿谢三宾“饶于资，向监军山左，曾身历戎行，宜奉之为主”，四人一道前往恳求，谁知谢三宾坚持不允，曰：“势如压卵，若辈不畏死耶？” 无论林时对等怎样劝说，峻拒如故②。林时对等于失望之余，与董志宁等人商量决定推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盟主，十二日邀集众乡绅到城隍庙开会。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闻语也来观察动静。当时，除了策划者以外，被邀而来的乡绅们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听说知府、同知莅临，竟然降阶迎接。董志宁、林时对当机立断，撕毁之葵、闻语的名刺，宣布拥戴钱肃乐起兵反清。几千名围观百姓欢声雷动，当即拥簇着钱肃乐到巡按署中任事，隶属于海防道的两营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朱之葵等见局面翻转，向百姓哀告饶命，得以释放。宁波府城鄞县自此复为明守。当时，驻于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业已投降清朝，贝勒博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①。宁波府城反清后，谢三宾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信中说：“潝潝訿訿，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事即定矣。某当以千金为寿。”②钱肃乐也派倪懋熹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两位负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几乎同时到达定海。倪懋熹抵定海后，听说头天有位姓陈的秀才上书王之仁，斥责其降清，被王处斩，仍毅然入见。一见面，王之仁说：“君此来，大有胆。 ”倪说：“大将军世受国恩，贤兄常侍（指崇祯朝太监王之心）攀髯死国，天下所具瞻，志士皆知其养晦而动也。方今人心思汉，东海锁钥在大将军，次之则滃洲黄将军（指黄斌卿）、石浦张将军（指张名振），左提右挈，须有盟主，大将军之任也。”王之仁连忙制止他说下去，叮嘱道：“好为之，且勿洩”，让儿子王鸣谦陪倪懋熹去东阁吃饭。然后，又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给他一封回信，“但曰以十五日至鄞，共议之”。谢三宾的使者见王之仁惠然肯来，以为不负主命，当即回鄞。王之仁在谢三宾的使者离开后，对倪说：“ 语钱公，当具犒师之礼。”①十五日，王之仁果然统兵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谢三宾自谓得计，欣欣然赴会，以为钱肃乐、钱志宁等必定溅血于眼前。不料，坐定之后，王之仁从靴子里取出谢三宾的密信，当众朗读。三宾大惊，不顾一切冲上去想夺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谢三宾拿下，对钱肃乐说：“是当杀以祭纛否？”谢三宾“ 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由于王之仁兵员较多，参与反正，宁波的反清局势迅速稳定，对浙东其他府县也具有很大影响。总兵方国安是浙江人②，潞王降清时他率部众一万多名由杭州退至钱塘江东岸，和王之仁部构成反清武装的主力。这样，浙东地区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慈溪县有沈宸荃、冯元骝起义，石浦参将张名振也带兵来会合；慈谿知县王玉藻、定海知县朱懋华、奉化知县顾之俊、鄞县知县袁州佐、象山知县姜圻纷纷提供粮饷、召募义兵。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闰六月十八日，张国维等人奉笺迎朱以海出任监国；二十八日又再次上表劝迎。朱以海到达绍兴后，于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①。以分守台绍道公署为行在，立妃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这意味着朱以海为首的监国政权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号②。顺便说一下，史籍中有“监国鲁某年”和“鲁监国某年”的不同用法，从现存鲁监国颁发的印信来看，两种纪年方法都曾使用过。隆武政权是以当年七月改元，鲁监国则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③。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不久又起用旧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任命章正宸为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陈函辉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李之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①。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起义有功，均加右佥都御史衔督所部义师；进封大将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②，而以大学士张国维为督师，统率各部兵马。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后，浙东士大夫迫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而自发组织的抗清政权，带有很大的地区性特色。参与拥立鲁藩的官绅开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立即处于进退两难之势。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与崇祯帝相距甚远；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闽、浙的纷争使南明业已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敌，轻信清廷给予“恩养”的空言；有的利用国无常主，妄图黄袍加身，那怕过上一天皇帝瘾也好。而相当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拥立定策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墙，勾心斗角的闹剧。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写道：“以我观之，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又说：“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①这段文字是在永历元年写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残余势力醉生梦死，热衷于乱中窃权却是概括了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从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开交。朱以海的出任监国，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其弟朱以海也几乎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②；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丙申（1656，清顺治十三年）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王曰：将而费，吾为尔设。因上数百金于王。王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帘开宴。余与长史亲也，混其家人得入。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声闻帘外。外人咸目射帘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履交错，傞傞而舞，优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①这宛如一幅太平天子的行乐图。鲁监国政权的腐败还表现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谢三宾这样鲜廉寡耻的小人，被迫参加鲁监国政权后，竟然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① 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浙东的抗清事业本来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官绅士民凭借一股正气，不愿降清，得到百姓支持而干起来的，说明民心可用。可是，领兵大将方国安、王之仁来到之后，立即接管了浙东原有营兵和卫军，自称正兵；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虽被授予督师官衔，部下只有临时召募而来的市民、农夫，称之为义兵。方国安、王之仁凭借兵力优势，竭力主张“分地分饷”：正兵应该瓜分全部正饷，即按亩计征的正额田赋；义兵只能食义饷，即通过劝输等办法取得的银米。这实际上沿袭了弘光时四镇和左良玉等军阀割据余习，使义兵处于没有固定粮饷来源而自生自灭的困境。鲁监国命廷臣会议，方国安、王之仁派来的司饷官员坚决要求全部田赋由正兵自行分地征收，遭到许多廷臣的反对。户部主事董守谕奏曰： “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核地而后酌给之先后。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①这本是正常朝廷财政军费开支的通行办法，却被方、王使者坚决拒绝。另一户部主事邵之詹建议以绍兴府田赋归户部，宁波府田赋供王之仁，金华府归朱大典，其他地方归方国安，意在使监国政权多少还有一点财政支配权。可是，连这样一个不得已的折衷办法仍然遭到方、王的断然反对。最后，还是把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钱粮由方、王二军自行分配。浙东各处义师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连督师大学士张国维直接掌管的亲兵营也只有几百人。 ----------------------------------------------------------------------------- --- ③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 ① 许都事件见陈子龙自撰《年谱》，《陈子龙诗集》附录一。 ①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三。 ②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 ① 王之仁在1645年六月清军入浙时一度降清，顺治二年闰六月定国大将军豫王多多（多铎）等“为塘报事”奏本中说：“防倭浙江总兵官王之仁归顺，所部将领官兵共二万五千名。”见《顺治录疏》抄本。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七，《明故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按，“潝潝訿訿”当作“噏噏訿訿”，出自《诗经》，意为小人擅作威福。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八，《明建宁兵备道佥事鄞倪公墳版文》。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说，派往王之仁处的使者为华夏、王家勤。 ② 方国安的籍贯据黄道周说是浙江萧山；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是浙江诸暨。 ①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一。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亦记：“王于七月自台至蠡城，以守道署为行宫。各官奉表劝进，即监国位。”按，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鲁王世子》记：“鲁王于是年六月至绍兴监国”；徐芳烈《浙东纪略》记，“八月初三日乃抵越城，遂以分守衙署作行宫焉”。时间稍有出入。但张岱在同书卷四十五《陈函辉传》中对鲁王朱以海的拒绝降清和在台州被奉为监国“颁诏诸镇”有较详细的记载。总之，朱以海收到浙东起义官绅请求他出任监国的表笺约在闰六月下旬，他到绍兴就任则为七月。《思文大纪》记载，在唐、鲁之争激化时，隆武帝在一件敕文中特别强调以监国登极的先后作为正统所在的最重要的根据，声称“今朕先监国登极四十日”。唐、鲁都是疏藩，无法同桂藩等血缘关系亲近者相比，他说自己继承大位早于鲁王四十天，应属可信。 ② 徐芳烈《浙东纪略》云：九月“初旬内，江上诸藩文移往来，突称洪武乙酉。大宗伯陈盟具疏改正，奉旨俱允。”《南疆逸史》卷二十《方逢年传》则云：“监国始称洪武乙酉年，逢年入直改称鲁监国元年。” ③ 浙江省博物馆曹锦炎、王小红二君寄赠《南明官印集释》一文，对鲁监国颁发印信有详细考证，颇具说服力，谨此致谢。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三《鲁王监国》。李之椿任左都御史见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但该书记以朱兆柏为吏部尚书，余煌为礼部尚书兼管枢政，王思任为侍读学士。按，参考查继佐《鲁春秋》等书可知监国政权文武官员常有升转。 ② 据黄宗羲、查继佐记郑遵谦封义兴伯在是年十一月。 ① 《瞿式耜集》卷三《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 ② 谈迁《国榷》卷一百。《监国纪年》云：“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 ① 《李介立诗钞》卷二，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四十八页。按，娄某所云鲁先王故长史即张岱之父张耀芳。耀芳曾任鲁府右长史，崇祯五年去世。张岱《琅嬛文集》有《贺鲁国主册封启》，内云：“某愧非禾木，实为世臣。”《砚云甲编》第八帙，张岱《梦忆》记：“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岱接驾。……睿量宏，已进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气尽。……转席后又进酒半斗，睿颜微酡。进辇，两书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闾外，命书堂官再传旨曰：‘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十记：“张岱，字宗子，山阴人，参议汝霖子。汝霖尝官山东副考官，与鲁王藩邸有旧。监国驻绍兴，幸岱第，授职方主事，未几辞归。”张汝霖为张岱之祖父，李聿求弄错了一辈。顺便说一下，张岱原以为自己同鲁监国有上述特殊关系，可望重用，后来未能如愿，在所著《石匮书后集》中对鲁监国多有微辞，实欠公允。 ①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鲁王世家》。 ① 黄宗羲《行朝录》卷三《鲁王监国纪年上》。 --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0.7.16] [返回上一页]

总数：154　页次：4/16　首页 << 上一页　下一页　 >> 　尾页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