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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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gogo	2007-9-6 17:50:59 发表编辑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并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和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十万、二十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我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gogo	2007-9-6 17:51:24 发表编辑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gogo	2007-9-6 17:51:47 发表编辑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 　　“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别人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绝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睡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虽然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　　在张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二人才出门。
gogo	2007-9-6 17:52:08 发表编辑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七十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大陆，我就接受了好几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国外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鸠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　　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　　“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CC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gogo	2007-9-6 17:52:28 发表编辑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想必另有权威）。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自由，难道又要回去？张公乃找我特别商量，要我二人发个“联合声明”，否认此事。　　我告诉少帅，我断无资格和他发什么“联合声明”。先让我单独发个个人声明，说我之认识张汉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谊关系。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谈过西安事变。发过这项声明，我说我便立刻离开台湾，新闻记者一定会再访问你，那您就严正声明绝无此事就好了。张公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们就这样安排了。　　这时原在台湾出生的郭冠英也发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地交我一份，带回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留难我们。言之可笑。但是经过这一场小风波，张学良回忆录，也就和我个人绝缘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朋友们，对它还存有浓厚的兴趣，加以哥大在学术界声望高，张学良更是个传奇人物，四美俱，二难并，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筹他个十万八万研究费，并非难事。　　返美之后，我乃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年轻而有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汉文汉语，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因而黎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　　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居间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作详细安排，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年轻的、副教授级的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个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教授，在美国汉学界中，中英文都是极好的。他听到这消息，也大为高兴。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gogo	2007-9-6 17:52:46 发表编辑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最高贵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社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话下。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毕竟是牢中囚徒，重见天日嘛。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就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回家之后，我立刻打电话给黎教授。黎立刻就选了几个酒会的日期，让张公选择。黎再加约几位哥大当局，大家见见面，第一次的酒会和餐会，由我做东。大家谈出个眉目之后，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请，并签订合约。正式开工。　　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该馆特制的，最好的酒席（因为我知道，张少帅在战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银元一顿。我那时是个中学生。我所缴纳的伙食费是三十块银元一学期）。但是现在纽约做不到那么好的中国酒席，就只好请少帅委屈点了。　　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　　“到Florida去了哎！”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　　“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这席大客，请不请了呢？照请，那对其他的客人，也太尴尬了。宴会撤销，对我自己也太尴尬了。不得已我乃打电话，把这一尴尬的情形，告诉老友黎教授，并商量如何收场。黎倒颇能理解，我乃把这桌大餐，临时取消了，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谁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个月之后，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国学生，现在纽约一家华人教堂做牧师。他正在找我，并说他要请我吃饭，因为张学良将军每个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礼拜，他要约我同张见见面，因为他知道我对张有很大的兴趣——在课堂里曾说得很起劲嘛。　　他这一邀请，真使我再来个五雷贯顶。回来后，我便立刻向贝夫人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说不实之辞。贝太太说，邀请少帅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辞掉一切应酬。我要求与汉公直接通知。张公拿起电话就说，“德刚，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嘛？我在等你邀请呢！” 　　听到张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车瘪了胎似的，大叹一口。从何说起呢！
gogo	2007-9-6 17:53:10 发表编辑　　最后我们再重新约过，在原餐馆，定了原样的酒席。我又拟重挂电话给黎教授，一切照原计划进行，不幸这时已近5月中旬，暑假开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职员，都各有个人计划，分别离校他去了。所幸原订客人中袁家骝、吴健雄伉俪，和张公五十年前的旧识，刘廷芳先生和他的儿子刘国荣，还可应约前来，这时原在采访张氏新闻的小郭，带了部录影机，也适时赶到。我就请他做摄影师，参加宴会，我开车，他照相，我们适时赶到纽约公园大道，接了张少帅和贝夫人，同来敝寓，先喝点鸡尾酒，再同往餐馆参加晚宴。张公在敝寓酒会之后，我们就直奔餐馆了。　　当我车抵餐馆门前时，刚好有个停车车位，这时坐在后座的少帅就准备下车了。我请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车停好，再请他下车，车停好了，少帅忽然侧身问我说，“德刚，你还会‘倒车’？”说得几位在街边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们都听说，少帅会开汽车嘛，如今倒车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呢？　　后来我才告诉那几位好奇的朋友说，张氏当年所开的汽车，是30年代的汽车呀。那时的汽车可麻烦了。倒车要两手两足，四肢齐动！哪像诸位现时的宝车，倒车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帅那时是位阔公子，美少年，开车不用考执照，下车不用自己“泊”，交给车夫就是了，还用担心开倒车？　　传说中的张少帅，也曾亲自开飞机，并曾带着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说他在西安事变前，在1936年夏某日，他曾亲自开飞机去延安（或保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奠定了共张之间的“联合阵线”，云云。大致都是类似的想象之辞。　　朋友们了解吗？近现代中国是十年一变的，两三变之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可怜我们的少帅，就在这大变动时代，却坐了五十年不变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几乎也五十年未变。一旦走出牢门，这大变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脱节了。就以男女关系来说吧。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要啥有啥，谁敢不听少帅的指挥？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如今饮食起居，安内攘外，一切都得听夫人的话了。　　“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　　“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　　“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汉公诚恳地说。　　时代毕竟变了。您纵是坐牢，个人生活方式，也得随时代慢慢地改变噢。　　赵夫人也曾告诉我说：“他被蒋关起来了，否则我同他也维持不下去。”这显然也是赵夫人的由衷之言。　　这晚这个“张作霖的儿子”兴致特别好，在餐会上讲了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笑话。把个一向端庄肃穆的“袁世凯的孙子”和孙媳，都笑得前仰后合。使这场酒会和餐会更显得生气勃勃。大家谈笑一大阵之后，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园大道了。有关他写回忆录的事，因为有关人士全不在场，其他贵客，又全无兴趣在张公和我们欢笑声中，就留待异日了。　　当我招呼餐馆经理，前来结账时，经理竟然笑笑说，“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原来国荣是这家餐馆的房东。他向经理笑笑挥挥手，餐费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欢喜。主人当然更是打躬作揖！
gogo	2007-9-6 17:53:30 发表编辑　　谁知这场纯社交的宴会，却出了一个严重的反面后果。张学良在纽约玩得昏天黑地之时，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饴弄孙的赵夫人，便在华文报上和私人情报圈中，得到了张少帅返老还童的小报告。赵氏紧急电召无效之后，还得御驾亲征，才把个九十岁的老顽童，抓了回去。这则有趣的故事，笔者这儿，也是得自传闻。八十老翁，卧病在床，就不为风流少帅来做其无谓的小考证了。读者士女如爱小道消息，一通电话，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嘛。设有读者，有此雅兴，而探出真相，尚恳不遗在远，略书数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尽了。　　这则小故事，对笔者本人来说，也可算是，黄狗偷食，黑狗当灾吧。原来张公来纽约数月，一直都住在贝夫人家里，张公因年高耳背，交际不便，他在公私场合，一切都仰赖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双入对，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们，都不以为异，尤其在纽约这种第一号国际大都市，这又有什么稀罕呢？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嘛。　　千不该，万不该，是张学良不该有张大嘴巴，他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大Playboy又口无遮拦，专门欢喜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可敬的人”，听到此小道消息，对“可爱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这原是女人间的“人情之常”。莎翁说，“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还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少帅爷在此出双入对，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会主人，赵夫人不认识罢了，我只因为认识赵夫人，并吃过她亲手烧的蛋炒饭和鱼翅汤，就变成当灾的黑狗了。读者诸士女，不妨试为在下设身处地想想，您如在那场合，您也跑不掉要当黑狗啊！夫复何言？　　其后我又因事去了台北一趟，按礼节，我原应该向张府作一次礼貌性的拜访，但是却被刘绍唐兄阻拦了。因为“五爷”（少帅的五弟张学森）曾向他提供过有关他兄嫂的很不寻常的故事，绍唐对我说：“他哥哥对你甚好，他嫂嫂对你深恶痛绝。”（学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说明？）我完全理解到，赵夫人因为一生都没有安全感，对这一类事情的憎恨情结，我是完全理解和万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回避这种尴尬呢？回避不了，那就只有做“当灾”的黑狗了。
gogo	2007-9-6 17:53:50 发表编辑　　后来山东来的王书君教授，应聘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他早也选中了张学良的传记为研究主题，颇有其独到之处。这原是张少帅的福气吧。可惜的是，书君初来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难申请到美国基金会的支持。没有基金会的支援，搞汉英双语研究，那几乎就不可能的了。　　总之，张学良口述自传，在哥大，就这么阴错阳差地给耽误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张学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历史”这一行道。他自始至终，认为“口述历史”就只是“我讲你写”这么个简单的程序。因此他认为他只要找一个录音员，“我讲你写”，一部像李宗仁那样的回忆录，就可以出炉了。从一开始我就警告他，没有那么简单，但我也看出他面从心违的神情。这项心态，不只张氏一个。从李宗仁以次的“党国要人”无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级的党国要人，训练得服服帖帖的，来听你“学者的话”，尤其是像少帅这样，“一生都未听过人话的人”（见少帅自述）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另一错误，是他对美国学术界极其复杂的组织和运作，一无所知，而又强不知以为知，盲人骑瞎马，就容易出事了。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虽还算不得是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闹出的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却是改写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两大事件。是祸是福，虽今后千年都不会有“定论”，但是他却是这两大事变的主角。生前没个“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gogo	2007-9-6 17:54:08 发表编辑　　还有，在西安事变前后，张与蒋宋两家的经济关系，也永远是个迷。据顾维钧先生告我，中原大战期间，蒋、冯、阎、李都派有“专使”，长驻沈阳，争取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奉系张氏，参加他们内战的阵营，据深知内容的顾氏告我，那时冯、阎的代表，所携不过数千金，勉维食宿，而蒋总司令驻奉代表吴铁城，却身怀巨万，与张的上下僚属，一掷千金，酬应无虚夕;南京对张氏本人，则暗许至数百万之巨，先付半数，余伺乱平再付。而少帅自己这时，则徜徉乎秦皇岛上，作鼠首两端的观望。待时间成熟，条件如愿，他就挥师入关，对内战双方，从事“武装调停”。果然阎冯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拥华北了。嗣后张氏偕眷作京沪之游，与蒋府上下交往甚密，顾氏含笑告我说，“都为讨债而来”！是耶，非耶？我与少帅往还，尚在交浅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阶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发问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顾曾长住沈阳作少帅贵宾，深知内幕，与笔者所谈幕后消息甚详，亦颇足取信，笔者亦尝以他事，向少帅试探，亦每经证实。）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于数十年来，教与学之间的史料与见闻，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车儿，如何载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后有更多机缘与时间，再慢慢细述之吧。　　在职业历史家看来，西安事变的故事，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只是没个当事人来“现身说法”一番，故事就没有其应有的权威性了，张氏原有意，要亲口来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闻一以知十，对张某的故事，原没什么不知之事，只是事由亲口坦白，和盘托出，那才是职业史家规范的所谓“第一手史料”。如今结果还是一盘糊涂账。何以如此呢？除阴阳家所迷信的“命也，运也”之外，那就不是两万字所能说得清楚的了。　　主角已成古人，笔者不敏，曾看了他几十年的戏，晚岁不知老之将至，还替他跑了一阵“龙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余，药裹关心，对少帅故事，哪里能说得完呢？　　本篇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书被催成墨未浓，我们就暂时，说到此地为止吧。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　　　　　　　　　　　　　　　　　唐德刚　　2003年农历元旦于美国新泽西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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