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闲说旧风流：张学良口述历史(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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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o	浏览(5171) 2007-09-06 17:41:07 发表编辑关键字: 简介：连载:张学良口述历史作者：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英雄坐老，闲说旧风流　　重说民国军政大格局下的奉张父子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张学良　　奉张父子尤其是少帅张学良的一生，功过是非，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云亦云，莫有定论。比如对民国时代的军阀如吴佩孚赵恒惕陈炯明等多有赞词的张鸣先生，对张氏父子则有“一白遮百丑”“父藉子贵”的意见。而身在海外、论人论事常有出人意料见解的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则在自己新近整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对张氏父子又有一番精到的论断，尤其是对少帅张学良有颇多辩解之处。　　1990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派人找来唐德刚商量写传的事情，两人来来往往数次交谈，就成了这部新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主体内容。在这本书中，时年九十的“少帅”老夫聊发少年狂，英雄闲说旧风流，对自己短短的自由生涯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回顾。既有身为“衙内”的少年得意与风流，也不乏兵荒马乱年代常有的恐慌与困惑，还有“成长的烦恼”：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人；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几项大事，“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张氏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张氏为自己的年轻与冲动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但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张氏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张学良少年即贵，英俊非凡，一生风流，是女人堆里的香饽饽。他的口述史，自然少不了这一段段的风流往事。张氏对自己当年的风流手段很有些得意洋洋的味道，对自己身边朋友像顾维钧叶公超等的风流情事也多有提及。对于热爱民国八卦的读者来说，这可是很大的诱惑。张氏口述的另一个好看点，是张对民国军政巨头们如蒋介石、汪精卫夫妇、胡汉民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蒋介石顽固透顶，要是可以做皇帝的话，他就做皇帝了；比如胡汉民发牢骚，说汪精卫一直办外交，办外交就要说假话，所以汪是假话说惯了，而胡自己是一直为孙中山做事，说真话，总说真话就得罪人了。这些故事由张氏口述出来，既有很高的文史价值，我们今天读着，也常会觉得忍俊不禁。　　回首过去的百年，张学良这个名字不可绕过。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关于张氏的生平故事的书，但多是道听途说，真正有份量有价值的几乎没有。而这本由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担纲完成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以张氏的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正是很好地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更兼唐德刚的论说高屋建瓴，精辟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生动。
gogo	2007-9-6 17:42:06 发表编辑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作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卢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　　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30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在街上游行，大呼其“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至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gogo	2007-9-6 17:42:35 发表编辑　　在我个人来说，作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五六世纪时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来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
gogo	2007-9-6 17:43:57 发表编辑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我则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 　　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物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
gogo	2007-9-6 17:44:30 发表编辑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大陆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足，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gogo	2007-9-6 17:45:58 发表编辑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1842年）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罢，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种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gogo	2007-9-6 17:48:35 发表编辑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的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彷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gogo	2007-9-6 17:49:16 发表编辑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十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Research Project），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等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就被冷落了。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在何处，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两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gogo	2007-9-6 17:49:47 发表编辑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50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作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翻，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当年经哥大邀请的国民党时代军政要人，还有孔祥熙、张发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国的摩根，财神菩萨，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连襟，因此他们在岳家相聚时，孙中山、蒋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国史上，不论是好是坏，重要性就不用谈了。　　张发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贺龙、叶挺、朱德、林彪的上级指挥官。历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张发奎说起呢，张也为此颇为自豪而健谈。不幸孔张二人的回忆录，也都因问题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阁。
gogo	2007-9-6 17:50:18 发表编辑　　笔者不惮烦而写的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象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俄援。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　　“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在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　　蒋一见此选举结果，顿时大怒，竟举起台上的木椅，向陈立夫砸了过去。其实，这只是政学系一桩高明的阴谋，来离间他们蒋陈的关系而已，当我把这一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陈公请益时，陈还含笑地说，这不是阴谋，是他当时的确比蒋公在党内，更得人心！　　无论怎样，陈从欧洲回来，国民党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说他自己被调离组织部，“升官”成国府委员，他手下的得力干部，也大半调差了。只有朱家骅被长成部长。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现在就成他的政敌了。抗战期间，陈被调任教育部长。CC系在党内的力量，就一分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述历史”所不能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精彩的章节，都是根据口述历史写成的。这本是我国史学上的老传统，并不是现代洋人发明的。只是搞口述历史要特别小心罢了。你如碰到政学系里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听偏信，像蒋介石和陈立夫那样，把政治现象无保留地信以为真，拿椅子砸人！
gogo	2007-9-6 17:50:36 发表编辑　　当我把这些小故事向张少帅，以谈笑方式，简略地说给他听之后，我发现他半信半疑地当成“耳边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他那一套。我对他这司令官的态度不以为异，因为我有为李宗仁工作的经验，把个一级上将，训练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是有充分的经验的。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还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　　“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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